六月的武所,本该是梅子黄时雨,连绵如织,氤氲出一片江南水乡特有的温润。然而,民国二十八年的这个六月,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泥土与草木的清香,而是一种更为浓烈、更为刺鼻的气味——那是硫磺、硝烟、以及被烈日曝晒后尚未散尽的血腥气混合而成的,战争的味道。
清晨的天光,是铅灰色的,透过济仁堂药铺那扇吱呀作响的格栅木窗,吝啬地洒在柜台之上。林蕴芝站在柜台后,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光洁的台面,那里原本摆放着一排擦拭得锃亮的铜秤、碾槽和药盅,如今却蒙着一层难以彻底拂去的细密灰尘。自从月初那第一声刺耳的空袭警报撕裂武所的宁静以来,这灰尘,就如同附骨之疽,无论怎样清扫,总会在下一次轰炸后,悄无声息地重新覆盖一切。
她的目光越过空荡荡的店面,投向门外冷清的街道。往昔这个时辰,街上早已是人声鼎沸,挑担叫卖的小贩,赶早市的乡农,步履匆匆的学徒……如今,只有几条野狗耷拉着尾巴,在断壁残垣间有气无力地嗅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沉甸甸地压在整个城镇的上空。
“掌柜的,今日……还开张么?”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林蕴芝回过头,是小顺。这个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原本圆润的脸颊近来消瘦了不少,眼底下带着明显的青黑,眼神里却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沉静,只是那沉静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悸。他身上那件半旧的蓝布短褂,肩头处蹭了一块灰黑的污迹,是昨天帮忙搬运藏匿的药材时不小心沾上的。
“开吧,”林蕴芝轻轻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疲惫,“总有人需要抓药,也总有个地方,得让人觉着……还是个太平地界。”她的话像是在说服自己。济仁堂是祖上传下的基业,到她这一代,已是第三代。这铺子不单单是营生,更是一种象征,是武所城里许多人心中安稳的所在。如今世道崩坏,这“安稳”二字,重逾千斤。
伙计和坐堂先生们陆续来了,个个面色凝重,彼此间只是点头示意,少了往日的寒暄。空气中流动着一种无形的紧张,仿佛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便会断裂。
董敬禄是最后一个到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身形挺拔,只是眉宇间锁着深深的川字纹,让他那张原本清俊、不过二十五六岁的面孔,平添了几分沧桑。他是济仁堂的主管医师,也是武所城里颇有声望的年轻中医。此刻,他手里拎着一个出诊用的藤箱,箱角沾着些许新鲜的泥点。
“阿禄,一早出诊哪里?”林蕴芝迎上前,注意到他眼底的血丝。
“嗯,城西李木匠家,”董敬禄将藤箱放在一旁的茶几上,声音低沉,“昨夜轰炸,他家屋顶塌了一角,老母亲受了惊吓,痰厥之症又犯了,扎了几针,刚缓过来。”他顿了顿,补充道,“回来时,绕道看了下学堂那边……”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那未尽之语。六月四日,日寇的飞机第一次将炸弹投向了武所,其中一枚,不偏不倚,落在了城东的明伦学堂。那曾是武所最书声琅琅的地方,青砖黛瓦,古木参天。如今,只剩下一片焦土断梁,几本烧残的课本碎片在风中打着旋,如同祭奠的纸钱。
林蕴芝的心猛地一抽。她记得学堂里那个总爱跑来济仁堂,用糯糯的声音问“林姨,有没有甘草片呀”的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听说那天,她没能跑出来。
“畜牲!”柜台后正在整理药屉的老姚,忍不住低低咒骂了一声,拳头攥得发白。老姚在济仁堂干了二十多年,看着城里许多孩子长大。
董敬禄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死寂的街道,缓缓道:“街上的人,比昨日又少了许多。看来,大家都怕了。”
岂止是怕,那是浸入骨髓的恐惧。自六月四日始,紧接着是二十一日,再到刚刚过去的二十五日,短短二十一天内,日寇的九架铁鸟三次蹂躏武所上空,投下六十多枚炸弹。三十三人殒命,四十六人伤残,二百六十三间民房化为瓦砾,那价值十多万元的财产损失,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毕生心血顷刻间的灰飞烟灭。整个武所城,如同一个被反复撕裂的伤口,脓血淋漓,哀鸿遍野。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在血与火的逼迫下形成了—— “昼伏夜出”。天蒙蒙亮,甚至等不及天亮,城里的人们便扶老携幼,提着装有干粮、水壶和少许细软的篮子,仓皇出城,奔向附近的山林、沟壑、甚至是早已废弃的矿洞。他们称之为“跑警报”。直到日头西沉,暮色四合,确认那催命的飞机今日不会再来了,人们才敢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小心翼翼地返回满目疮痍的家园。
“荒工废业,学校停课……”林蕴芝喃喃自语,官方布告上的这八个字,此刻重若千钧。武所的经济脉搏,几乎停止了跳动。商铺十室九空,作坊无人开工,田地里杂草开始疯长。而学堂,那些侥幸未被炸毁的,也早已大门紧锁。孩子们失去了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对天空异响的惊惧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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