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长途电话的线路里,带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像是隔着一片遥远的、阴沉的海洋。吕凯坐在市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但他毫无睡意,手里的话筒握得有些发紧。陈敏坐在一旁,戴着耳机同步监听着通话,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随时准备记录。
电话那头,是那家海外慈善机构——“受害者救助基金”(Victims Relief Fund, VRF)——负责亚洲区事务的一位负责人。经过繁琐的官方渠道沟通和时差协调,这个越洋通话终于在凌晨接通。对方的英语带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腔调,显然是处理惯了各种敏感咨询。
“警官先生,关于您提到的这笔指向十年前的铅污染事件受害儿童的定向捐款,我们已经核实了记录。”负责人的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款项是通过加密货币(比特币)转入的,捐赠人使用了匿名钱包地址,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只在转账附言中注明了捐款用途,与您提供的信息一致。我们机构尊重匿名捐赠者的意愿,只要资金来源不涉及我们明确禁止的非法活动(如恐怖主义融资等),并且捐款用途符合我们的宗旨,我们一般不会、也没有权力强制要求捐赠人披露身份。这是行业惯例,也是为了保护那些可能因各种原因不愿公开露面的善意人士。”
这番说辞在吕凯预料之中。这类国际慈善机构在接收匿名加密货币捐赠时往往持开放态度,这既是出于对“捐赠自由”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所迫——加密货币捐赠越来越普遍,严格审查会大幅增加运营成本并可能吓退潜在捐助者。
“我理解贵机构的立场和惯例,”吕凯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回应,但话语中的紧迫感难以完全掩饰,“但警方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笔捐款的捐赠人,与我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刑事案件,包括多起绑架、勒索和谋杀未遂案有关。捐款行为本身,可能并非出于单纯的善意,而是犯罪嫌疑人扭曲心理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犯罪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迫切需要确认捐赠人的身份,这关系到多名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有助于阻止更多罪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电流的沙沙声。负责人似乎在权衡。跨国执法协作、嫌疑人可能利用慈善洗钱或制造伪善形象、以及潜在的法律和声誉风险,这些因素显然都在他的考虑之中。
“警官先生,”负责人再次开口,语气依然谨慎,但稍微松动了一些,“您所说的情况非常严重。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机构,我们绝不希望成为任何犯罪行为的工具或挡箭牌。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加密货币的匿名性是其核心特征之一,我们无法追踪钱包地址背后的真实身份。我们只能提供我们记录中已有的、不涉及捐赠人**的信息。”
“任何信息都可能有用,”吕凯立刻说,“比如,这笔捐款是何时收到的?是一次性汇入,还是分批?除了指定用途,附言里还有其他内容吗?捐款之后,有没有人,以任何方式(比如加密邮件、匿名信)与贵机构联系,询问这笔捐款的使用情况,或者表达过其他与捐款相关的言论?”
“请稍等,我查询一下详细记录。”电话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吕凯和陈敏来说,每一秒都显得缓慢。
“记录显示,”负责人的声音重新响起,“这笔指定用途的捐款,是在大约两个月前,一次性汇入的。金额在同类定向捐款中属于中等偏上。附言只有您提到的那句‘用于十年前中国XX市铅污染事件受害儿童救助’,没有其他内容。捐款入账后,按照我们的流程,已由项目团队评估并开始规划使用,但目前尚未有款项实际拨付到具体项目,因为相关合作方和实施方案还在确认中。”
两个月前……吕凯在心中快速计算。那差不多是林小雨失踪前、记者方哲开始调查污染报道的时候,也是“净罪者”开始活跃、资金通过李浩等渠道流动的时期。时间点再次吻合。
“至于联系……”负责人顿了顿,似乎在查看另一份记录,“在捐款入账大约一周后,我们机构的一个公开联络邮箱(非主要办公邮箱,是用于接收一般问询的),收到过一封加密电子邮件。邮件没有署名,发送IP经过多次跳转,无法追踪。内容……是关于捐款使用的一些‘建议’。”
“建议?”吕凯的神经绷紧了,“具体是什么?”
“发信人表示,希望这笔捐款能够‘真正、直接’地帮助到那些受害最深的儿童,特别是因此次事件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家庭陷入绝境的孩子。他……或者说她,还附带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三个当年受害儿童的名字和极其简略的家庭情况描述,建议我们优先考虑这三个家庭。邮件语气礼貌,但用词精确,对事件细节的了解程度……超出一般公众。”负责人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我们当时认为,这可能是一位了解内情的匿名知情者或热心人士的补充建议,虽然方式有些非常规,但动机似乎是好的。我们将这份建议转给了项目团队参考,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之后,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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