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晚报》总编王文瀚的办公室,厚重的窗帘重新被拉开,阳光重新涌入,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那股由恐惧、罪疚和绝望凝结而成的寒意。第三封匿名信像一柄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王文瀚多年来精心维持的体面与镇定,将他最阴暗的秘密和盘托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手握舆论权柄、沉稳干练的总编,而是一个被剥去所有伪装的、瑟瑟发抖的待审者。
吕凯没有选择将王文瀚带回市局审讯室。这里,就在他自己的权力场,就在这间象征着“真相”和“监督”的办公室里,面对那封足以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匿名信,或许更能击溃他的心理防线,迫使他吐露实情。刘冰守在一旁,冷眼旁观,记录着王文瀚的每一丝神情变化。
“王总编,”吕凯的声音不高,但在绝对的寂静中,每个字都带着重量,“这封信里的指控,包括十年前收受‘封口费’,以及最近阻挠方哲调查‘恒发’污染,我们会逐项核实。但现在,方哲记者失踪,生命危在旦夕。灰衣男人,也就是这个‘净罪者’,他手里不仅有你过去的把柄,更握着方哲的性命。他显然认为,你和方哲的遭遇,是同一根**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想救方哲,想救你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把你知道的、关于灰衣男人、关于方哲的调查、关于‘恒发’的一切,原原本本说出来。隐瞒,只会让情况更糟。”
王文瀚瘫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握,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试图用身体的疼痛来对抗精神上的崩溃。他目光空洞地看着桌上那两张信纸,看着那行“净罪者”的红字签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破旧的风箱。
“我……我没有想害方哲……”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他……他是个好记者,有冲劲,有良心……但是……但是‘恒发’的事,水太深了!吴天豪那个人……手眼通天,在省里、在北京都有人!方哲他单枪匹马,斗不过他们的!他继续查下去,不仅报道发不出来,他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出问题!我……我是为了他好,也为了报社……”
“为了他好,所以压下了他的报道?”刘冰忍不住讥讽道,“为了报社好,所以对‘恒发’的广告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总编,你这套说辞,自己信吗?”
王文瀚像是被抽了一鞭子,身体剧烈一颤。“广告费……是有一部分原因……报社要生存,那么多员工要吃饭……‘恒发’是本地纳税大户,也是我们的大客户……得罪了他们,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他吞了口唾沫,没敢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还有报社的政治资源和生存空间。
“十年前呢?”吕凯紧紧逼问,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那起铅污染事件,你当时是地方报纸的记者,你拿了工厂老板多少钱?让你闭嘴的‘封口费’,具体是多少?通过什么方式给的?除了你,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你当年‘处理’的证据,又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像重锤一样砸在王文瀚的心上。他脸色由灰白转为死青,额头上冷汗涔涔,眼神躲闪,呼吸急促。“我……我没有……那张照片是伪造的!是污蔑!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
“照片可以鉴定真伪,银行流水可以追查,当年相关的人员也可以询问。”吕凯步步紧逼,“王总编,灰衣男人既然能拿出这张照片,就说明他掌握的证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他现在是猫,我们是老鼠,而他显然不打算立刻吃掉老鼠,他想要老鼠在恐惧中挣扎、忏悔,然后他再来决定如何‘处置’。你现在否认,没有任何意义。方哲失踪,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或者你的家人。你难道想等着他找上门,用更极端的方式,来‘帮’你回忆吗?”
“家人”两个字,再次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文瀚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他想到了自己还在国外留学的女儿,想到了身体不好的老伴……如果灰衣男人那个疯子,把目标对准他们……
“我说……我都说……”王文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像一滩烂泥般滑下椅子,瘫坐在地毯上,双手抱头,语无伦次地开始交代。
十年前,他还是个有理想、有冲劲的年轻记者。他率先披露了那家化工厂(当时还不叫“恒发”)违规排放导致儿童血铅中毒的事件,报道引发了强烈反响。工厂老板,也就是后来改名换姓的吴天豪,通过中间人找到了他,先是以“影响地方经济稳定”、“报道失实”施压,见他不为所动,又直接开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价码——一笔相当于他当时十年工资的“封口费”,以及承诺帮他解决妻子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职称问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隐晦的人身威胁下,他动摇了。他交出了部分采访笔记和照片“底稿”(也就是匿名信照片中处理掉的东西),并在后续报道中模糊了焦点,最终让事件不了了之。他用那笔钱付了首付,买了房子,也一步步爬到了总编的位置。但这十年来,他每晚都被噩梦缠身,梦里是那些中毒孩子无辜的眼睛,是铅污染土地上枯萎的庄稼。他试图用酒精和更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但愧疚感如同附骨之疽,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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