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走廊里的光线总是刻意调得柔和,墙壁刷成淡绿色,据说能缓解焦虑。但空气里那股消毒水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混合的气味,却挥之不去。这里的安静也与别处不同,不是空寂,而是带着一种压抑的、小心翼翼的静谧,仿佛声音大一点,就会惊扰到什么脆弱的东西。
刘冰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那张从内部系统调出来的、盖着红章的介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今天没穿警服,套了件深色的夹克,胡茬刮得很干净,但眼里的血丝和眉宇间的疲惫藏不住。停职三天,他没闲着,把柳征母亲李秀兰的就诊记录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和逐渐恶化的诊断结论,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他心头某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地方。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女医生站在门口,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她是李秀兰生前最后三年的主治医生,姓方。
“方主任,打扰了。”刘冰递上介绍信,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些。
方主任接过信,仔细看了,又抬眼打量了一下刘冰,侧身让开:“进来吧,刘警官。”
办公室不大,书架上塞满了专业书籍和文件夹,窗台上摆着两盆绿萝,长势很好。方主任在办公桌后坐下,示意刘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没有寒暄,直接问道:“李秀兰的案子,不是早就结了吗?怎么又突然要了解情况?”
“有些细节需要再核实一下,是关于她儿子柳征的一个关联调查。”刘冰斟酌着用词,尽量不透露太多案情,“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下她生前最后那段时间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精神心理状态方面的变化。”
方主任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似乎在回忆,也像是在权衡。“李秀兰……是个可怜人。”她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平稳,带着医生特有的客观,但刘冰听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叹息。
“她第一次来我这里,是三年前,大概是她丈夫跳楼去世半年后。当时的主要症状是严重的失眠、情绪低落、兴趣丧失、伴有强烈的自责和无用感。符合重度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我给她开了药,安排了定期的心理辅导。”
刘冰拿出笔记本记录,没有打断。
“开始的半年,药物和心理咨询结合,情况有过短暂的好转。睡眠改善了一些,情绪偶尔能平稳一点。但……很不稳定。”方主任推了推眼镜,目光看向窗外,仿佛在回忆那个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安静得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女病人,“她话很少,问一句答一句,但眼睛里那种……灰败的东西,一直都在。她最常重复的一句话是……”
方主任顿了顿,看向刘冰,一字一句地重复,语气平淡,却让刘冰后背微微发凉:“‘他们把我丈夫逼死了,现在还要说我疯了。’”
办公室里一时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辆声。
“她坚持认为她丈夫是被冤枉的,是有人害他。但当时所有的证据,包括公司的内部审计和警方的初步调查,都指向她丈夫挪用公款。没人信她的话。”方主任继续道,“她试图去找过宏远集团,找过相关部门,但都被挡了回来,甚至被保安驱赶过。后来,她就不太提具体的事了,但那种被全世界背叛、无处申冤的绝望感,越来越重。她开始出现被害妄想的前兆,总觉得有人监视她,在她的食物和水里下毒。”
刘冰的笔尖在纸上停住了。“下毒?”
“是妄想症状之一。”方主任解释道,“严重的抑郁症伴随精神病性症状,并不少见。她会指着水杯,说水颜色不对,味道奇怪。我们会给她检查,换新的水和食物,但过一阵子她又会怀疑。这种妄想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很顽固。”
“您……相信她是妄想吗?”刘冰放下笔,抬头直视方主任。
方主任迎着他的目光,没有立刻回答。她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刘警官,我是医生。我的诊断是基于我观察到的临床症状和医学标准。当时所有的检测——血常规、生化、毒理筛查——都没有发现异常。从医学角度,那些‘下毒’的指控,没有客观证据支持,更符合精神疾病的特征。”
“但是?”刘冰敏锐地捕捉到了她语气里那一丝未尽的意味。
方主任轻轻叹了口气,身体向后靠了靠,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少了几分医生的威严,多了几分疲惫。“但是……我无法解释她病情恶化的速度和顽固程度。我调整过很多次用药方案,剂量、种类、联合用药……效果都不理想。她的身体状况也在同步恶化,体重持续下降,乏力,心慌。我们考虑过是药物副作用,或者是抑郁本身导致的躯体化症状。也做过更全面的体检,包括心脏方面的检查。”
她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死亡原因是心力衰竭,急性发作。从心脏彩超和心电图看,她有明确的心肌病变和传导阻滞。这在长期严重抑郁、营养不良、睡眠极差的老年患者中,虽然不常见,但也不是不可能。当时的尸检报告也支持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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