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三分,天色是那种将明未明的灰蓝色,带着深秋特有的、渗进骨头缝里的湿冷。市局刑侦支队的电话,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早晨突兀地响起,划破了值班室里昏昏欲睡的寂静。
报警人是市第七中学的副校长,声音里透着极力压抑的慌乱和一种职业性的、试图维持体面的紧绷。死者是该校高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陈文彬,五十二岁。发现者是每天固定六点半来打扫的住家保姆,用备用钥匙开门后,看到陈老师伏在书房的宽大实木书桌上,一动不动,手边摊着作业本,手里还攥着一支红笔。保姆起初以为他熬夜批改作业太累睡着了,喊了几声没反应,走近一碰,人已经冰凉了。
吕凯赶到现场时,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好了警戒带,法医陈敏和技术科的同事也刚到,正在穿戴勘查装备。陈文彬的家位于一个有些年头但管理尚可的教师小区,房子不大,装修简单,但收拾得异常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空气中飘着淡淡的书籍纸张和旧木头家具混合的气味,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独居中年男性的沉闷气息。
死者陈文彬穿着整齐的深灰色家居服,微微发福的身体僵硬地伏在书桌上,头歪向一侧,脸颊贴着摊开的语文练习册,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大。他的右手向前伸出,手指还保持着握笔的姿势,那支普通的红色水笔滚落在摊开的练习册页面边缘,笔帽掉在一旁。练习册上,是用红笔批改过的痕迹,打勾,划叉,写评语,字迹工整清晰。书桌一角,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白开水,一个老花眼镜盒,一盏可调节亮度的阅读台灯。
初步勘查的派出所民警汇报,现场门窗完好,无撬压破坏痕迹,屋内陈设整齐,无翻动打斗迹象。死者体表无外伤,初步判断为突发疾病猝死,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的心脑血管问题。考虑到死者教师身份和发现时的情景,这种推断合情合理。小区监控显示,前一天晚上陈文彬独自回家后,再无人进出其家门。
“老教师了,带毕业班,压力大,这么没了……唉。”副校长站在客厅,搓着手,语气沉重,眼神里除了惋惜,似乎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可能引发的舆论麻烦的忧虑。
吕凯没有说话,他戴上手套和鞋套,示意其他人稍等,独自先走进了书房。他没有立刻靠近尸体,而是站在门口,目光像最精密的扫描仪,一寸寸地掠过这个大约十平米的空间。
太整齐了。整齐得不像一个刚刚经历过死亡——哪怕是猝死——的现场。书桌上的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书籍码放得横平竖直,连那支滚落的笔,掉落的轨迹都显得有些……刻意?不,也许是巧合。吕凯甩掉这个念头。
他走到书桌旁,没有触碰任何东西,只是弯下腰,仔细地观察陈文彬的尸体姿态,观察他的手,他的脸,他身下压着的练习册。陈敏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也开始了她初步的检视。
“姿势很自然,像是批改作业时突然失去意识。”陈敏低声说,她的声音总是那样平稳,不带什么情绪,“颜面、口唇、指甲颜色未见明显异常窒息或中毒征象。体表确实无新鲜伤痕。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昨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吕凯的视线落在陈文彬握笔的手指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但握笔的姿势……对于一个猝然倒下的人来说,似乎过于“标准”了。笔正好滚落在批改到一半的那行字旁边。他的目光上移,落在陈文彬半睁的眼睛上,那涣散的瞳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难以名状的困惑,还是痛苦?吕凯不确定。
“看看这个。”吕凯示意陈敏注意练习册。那是一本高二语文的文言文练习,陈文彬正在批改的是《赤壁赋》的默写。已经批改的部分,红笔的勾叉和简短评语(“佳”、“此处有误”、“注意古今异义”)清晰有力。但在陈文彬倒下时,笔尖最后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短暂而急促的拖痕,然后笔就脱手了。这道拖痕,和他之前工整的批改笔迹,在起笔的力道和转折的细微习惯上,似乎有极其微妙的差异。
“笔迹?”陈敏领会了吕凯的意思,也仔细看去。她是法医,对痕迹的敏感不亚于任何人。“前期的批改,字迹稳定,笔画均匀,是长期伏案书写形成的稳定字体。最后这道拖痕,起笔更重,收笔仓促,笔锋有些散乱……像是手腕突然失去控制,或者……”她顿了顿,“在书写时受到了某种突如其来的干扰或身体不适。”
“猝死发作,通常伴随剧烈疼痛或意识迅速丧失,笔能这么‘刚好’地划出一道痕然后脱落,而不是在纸上戳个洞或者划得乱七八糟?”吕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陈敏。
陈敏没有立刻回答,她知道吕凯的观察力有时近乎偏执,总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通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但仅凭一道笔痕的微妙差异,远不足以推翻猝死的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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