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穿六零：在农村过得风生水起 第13章 裂痕

孙婆子在冬学上的那次发难，像一颗投入冰湖的石子，表面只激起几圈涟漪，很快就淹没在寒夜的死寂里。但水面之下，看不见的裂痕，已经悄然延伸。

接下来的冬学，气氛一次比一次凝重。爷爷依旧主持，念文件，组织讨论，语气和表情控制得滴水不漏，甚至比之前更严谨，每句话都严格按照文件精神。但台下的人们，眼神里的东西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的困倦或茫然，多了警惕、审视，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那是一种在压抑氛围中，嗅到可能的“变动”和“机会”时，特有的、混杂着不安与期待的情绪。

发言的人渐渐多了，内容也开始“深入”。从批评“某些人”占集体便宜，发展到质疑工分记录是否公平，再到隐晦地提及某些家庭“历史不清白”。每一次发言，都像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划下一道线，将人群无声地分割。

孙婆子没再站起来长篇大论，但她阴沉的目光，像毒蛇的信子，在会场里扫来扫去，尤其在张家人的方向停留得格外久。有时，她会跟旁边几个妇人交头接耳，手指朝我们这边悄悄指点，换来对方同样意味深长的目光。

母亲抱着我，每次都坐在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用厚棉被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一点点缝隙。她很少抬头，要么看着地面，要么低头假装哄我，但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像一张拉满的弓。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微颤，不是冷，是紧张，是一种动物般的、对危险的本能警觉。

奶奶和二婶坐在母亲旁边，脸色也不好看。二婶有时会忍不住回瞪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被奶奶在底下悄悄拽住衣角。

三个哥哥被严令不许进仓库旁听，只准待在家里。但他们放学后，总能从伙伴那里听到些只言片语的传闻，回来时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混杂着愤怒与恐惧的神情。有一次，建党红着眼睛回来，说孙家那个大蛋在学校操场，当着好多人的面，朝他吐口水，骂他是“杀人犯的弟弟”。建军和建国跟对方推搡起来，差点打起来，被老师喝止。

“为什么不让我揍他！”建党在饭桌上，捏着小拳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坐下！”爷爷一声低喝，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吃饭。”

建党瘪着嘴，不敢再出声，眼泪却吧嗒吧嗒掉进碗里。

“爹……”母亲心疼地看着儿子，又看看爷爷。

“吃饭。”爷爷重复了一遍，自己拿起窝头，用力咬了一口，腮帮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和窗外永无止息的风声。

家里的日常，也被这无形的压力侵染了。奶奶去井台打水，以前总有相熟的妇人搭把手，现在那些妇人要么眼神躲闪，要么匆匆打完水就走。二叔去队里领农具，保管员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递工具时都不正眼看他。

流言像冬天的雾气，无处不在，却又抓不住实体。有人说看见爷爷晚上偷偷去公社，肯定是去“活动”了；有人说父亲在县里供销社也被“盯上”了；更离谱的，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说张家这个小孙女“来历不明”，生下来就不哭不闹，眼神邪性，克死了王桂花，还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灾祸。

这些话，有些辗转传进家里人的耳朵，有些没有。但那种被孤立、被审视、被恶意包裹的感觉，却真实地笼罩着整个院落。

母亲变得格外沉默。除了必要的话，她一天也说不了几句。夜里，我常常在她怀里醒来，发现她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屋顶，手无意识地、一遍遍轻拍着我的背。她的怀抱依旧温暖，但那温暖里，浸透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忧虑。

父亲回来的次数更少了，即便回来，也常常是深夜，天不亮就走。他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让人心惊。县里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字报贴满了墙，批斗会天天开。他供销社的主任已经被停职检查，据说问题很“严重”。父亲自己，也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指爷爷是大队长，且正被孙家攀咬）而受到“关注”，被要求“划清界限”，“深刻检讨”。

“爹，”有一次，我“睡”着时，听见父亲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爷爷说，“实在不行……您这个大队长，别干了。”

堂屋里是长久的沉默，只有旱烟锅子“滋滋”的声响。

然后，我听见爷爷沙哑的、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的声音：“不干？现在不干，就是心里有鬼。他们更会揪住不放。”

“可是……”

“没有可是。”爷爷打断他，“我张大山，十四岁给地主扛活，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合作化带头入社，当这个大队长十几年，没贪过一粒粮，没占过一分便宜。我问心无愧。他们想查，就让他们查。这顶帽子，他们想摘，也得按程序来。”

话虽如此，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爷爷的眼窝深陷下去，鬓角的白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多。他在家里抽烟的时间更长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堂屋门槛上，望着萧索的院子，一坐就是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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