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穿六零：在农村过得风生水起 第12章 冬学

腊月的寒风，像浸了冰水的刀子，刮得人脸生疼。天空是永远洗不干净的铅灰色，偶尔飘下几点细碎的雪沫，落地即化，只留下一片湿冷的泥泞。

村里的高音喇叭响得更频繁了，除了往常的起床号、上工通知，开始越来越多地播送社论、口号，还有公社下发的各种“学习材料”。那些铿锵有力、带着特殊腔调的声音，穿透寒冷稀薄的空气，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缝门隙。

爷爷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在家里抽烟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那个用了多年的旱烟杆，铜烟锅头被摩挲得锃亮。母亲和二婶在灶房忙碌时，会压低声音交换听来的只言片语：哪个大队的会计被叫去公社谈话了，哪家因为解放前多几亩地现在被重新“评议”了，公社工作组的影子，似乎离红旗三队越来越近了。

家里的气氛，无形中又绷紧了一层。连最闹腾的建党，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放学回家不再大呼小叫，而是乖乖趴在炕沿写作业，或者帮奶奶剥花生。三个哥哥被反复叮嘱：在学校只学习，不议论；在外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家说；尤其不许跟孙家任何人，有任何接触。

这天下午，父亲顶着寒风回来了。他没带网兜，脸色比天色还沉。一进门，先接过母亲递上的热水猛灌了几口，才在堂屋坐下，脱下沾满泥雪的棉鞋烤火。

“县里怎么样？”爷爷问，声音有些发干。

父亲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摇摇头：“乱。供销社天天学习，开会，读报，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挂帅’喊得震天响。我们主任……差点被贴大字报。”

“为的啥？”奶奶紧张地问。

“说他经营思想‘保守’，‘重业务轻政治’。”父亲苦笑，“其实就是年前一批处理品，按规定该销毁的，他看东西还能用，请示后折价处理给了职工。现在被翻出来，说‘损公肥私’，‘助长资产阶级享乐思想’。”

“这……这也算错？”二婶忍不住插嘴。

“现在说你是错，你就是错。”父亲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风向变了，娘，二婶。以后说话做事，都得按‘新精神’来。”

他看向爷爷：“爹，大队里……准备得怎么样了？冬学是不是要开始了？”

“嗯。”爷爷点点头，眼神锐利地看着儿子，“公社通知了，腊月二十开始，每晚两个钟头，集中学习。文件我看了，主要是学社论，学‘十六条’精神，还要结合本队实际，‘提高觉悟’，‘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父亲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丝近乎嘲讽的弧度，“是要看清楚谁是‘同志’，谁是‘敌人’吧。”

“国锋！”爷爷低喝一声，眼神严厉地扫视了一圈屋里的人，“这种话，在家里也不准说！”

父亲闭上了嘴，低下头，继续烤火。跳跃的火光映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那里有被生活磨砺出的坚硬，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

堂屋里陷入沉默，只有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的轻响，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我被母亲抱在怀里，坐在里屋炕上。门帘没有完全放下，堂屋的对话，一字不漏地飘了进来。那些词汇——“政治挂帅”、“批评与自我批评”、“擦亮眼睛”——像一块块冰冷的石头，砸在我原本就因为寒冷而蜷缩的心里。

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前世所知的、那段被书写的历史，正以如此具体而微的方式，拉开序幕。它不再是大纲上的几行字，而是父亲疲惫的脸，爷爷紧锁的眉头，全家人屏住的呼吸，和窗外那无孔不入的、越来越尖锐的广播声。

腊月二十，冬学还是如期开始了。

地点在生产队的仓库。仓库很大，平时堆放着农具、化肥和部分粮食，此时被清出了一片空地。墙上贴了几张新的红色标语，墨迹淋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标语纸有些单薄，被从门缝钻进来的寒风吹得微微抖动。

屋顶挂着一盏刺眼的汽灯，嘶嘶作响，投下白惨惨的光。灯光下，是密密麻麻的人头。男人大多蹲着或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抽着劣质烟卷，烟雾混着人体散发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浑浊的雾。女人挤在后面或角落里，有的纳着鞋底，有的哄着怀里哭闹的孩子。孩子们则被赶到最边上，不许乱跑乱叫。

爷爷作为大队长，站在前面一张破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文件，脸色在汽灯下显得格外严肃。他没有抽烟，腰板挺得笔直，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地念着上级下发的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

“……要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清除封建残余思想……要提高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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