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的三个人站在堂屋中央,像三根突兀的、冒着寒气的冰柱。惨白的汽灯光从他们头顶泻下,投下浓重而压抑的阴影。
为首的中年男人,姓吴,是工作组组长。他目光如鹰隼,缓缓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爷爷脸上。
“张大山同志,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核实一些群众反映的情况。”吴组长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却字字清晰,“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积极配合,如实说明。”
爷爷挺直了脊背,尽管棉袄下的身形已经有些佝偻。“吴组长请问。”
“第一个问题,关于去年秋天,你处理孙桂花推倒李秀兰同志一事。”吴组长翻开手里一个笔记本,“有群众反映,你作为大队长,在处理此事时,存在偏袒自家人、打击报复、处罚过重的问题,导致孙桂花同志思想压力过大,间接造成了后来的悲剧。对此,你怎么解释?”
来了。孙婆子的报复,终于通过官方的渠道,**裸地亮了出来。
堂屋里死一般寂静。奶奶的呼吸急促起来,母亲抱着我的手猛地收紧。父亲和二叔的脸色变得铁青。
爷爷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吴组长,关于那件事,当时就经过大队委员会讨论,上报公社批准。孙桂花同志推倒孕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大队的处理,是依据社规民约,也是为了教育本人,警示他人。处罚决定有记录,公社王书记也知情。至于孙桂花同志后来的意外,我感到遗憾,但与此事的处理,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点,公社之前的调查结论也很明确。”
他不卑不亢,条理清晰,甚至抬出了公社之前的定论。
吴组长面无表情地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抬眼:“第二个问题。有群众反映,你们家在担任大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分配救济粮、安排轻省活计、甚至日常记工分等方面,都存在照顾自家亲属、挤占集体利益的行为。比如,你的二儿子张国强,常年担任木匠,是否占用了集体资源?你的孙子们,工分记录是否与实际劳动相符?”
这问题更毒辣,直接指向了农村基层最敏感的权力寻租问题。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点点“便利”都可能被放大成严重的“错误”。
二叔张国强的脸瞬间涨红了,想说什么,被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
爷爷的呼吸似乎粗重了些,但他依旧稳住了声音:“吴组长,这些都可以查。大队的账目、工分簿、救济粮发放记录,都在大队部,随时可以核对。我张大山当大队长十几年,经手的每一笔账,都敢拿到太阳底下晒!国强做木匠,是生产队的需要,他的手艺为集体修理农具、制作工具,省了队里不少钱,他的工分也是按手艺工的标准,经过队委会评定的。至于我的孙子们,都还是学生,农忙时参加劳动,工分记录由记分员当场登记,都有据可查。如果查出有任何问题,我张大山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寂静的堂屋里回荡,带着一股被逼到绝境的悲愤和坦荡。
吴组长看着爷爷,眼神深不见底,看不出是信还是不信。他旁边的另一个干部,一直在低头飞快地记录着。
站在后面的陈干事,这时轻轻咳嗽了一声。
吴组长会意,目光转向了抱着我的母亲:“李秀兰同志。”
母亲身体一颤,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但随即稳住了,抬起头,努力直视着对方:“……在。”
“据反映,孙桂花同志出事那天傍晚,你曾去过井台附近?”吴组长的语气依旧平淡。
“没有!”母亲立刻否认,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尖利,“我那天下午一直在家里,后来去了隔壁他二婶家,然后就回来了,没再去别处。二婶和孩子都可以作证!”
“有人看见吗?”吴组长追问,“除了你二婶和你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语塞。那天下午,除了二婶和书林,确实没遇到其他人。
“还有,”吴组长不等她回答,继续问道,“你和孙桂花同志之间矛盾很深,对她有没有产生过怨恨情绪?或者,有没有在家里、在亲人面前,表露过这种情绪?”
这个问题太狠毒了。它诱使你承认“怨恨”,而一旦承认,就等于提供了“动机”。
母亲的脸色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怨恨?她当然有,差点一尸两命,哪个女人能不恨?可这种情绪,怎么能当着工作组的面承认?
“吴组长,”爷爷再次开口,声音沉郁,“秀兰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受了那么大的罪,心里有怨气是人之常情。但她有没有把这种怨气转化为行动,去伤害别人,这是两回事。那天傍晚,她确实在家,这一点,家里人,包括我,都可以证明。”
“家里人作证,恐怕效力不足。”陈干事在旁边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
爷爷猛地看向陈干事,眼神锐利如刀。陈干事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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