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冬雪,降落的是西北荒原。
聂明远的军靴陷在没过脚踝的积雪里,每走一步,雪粒就顺着裤脚钻进袜子,冻得脚踝发僵。营区扎在贺兰山脚下的一片洼地,西北风卷着沙粒,像刀子似的刮过帐篷,帆布被吹得“哗啦”响,整夜都不停歇。他刚查完哨,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三个月前从宛平寄来的,信皮上的字迹被风沙磨得模糊,只勉强认出“紫薇”两个字。
进了帐篷,他就着油灯的光拆开信。紫薇的字比两年前更显遒劲,却仍藏着细巧的笔锋:“今年宛平雪下得早,学堂的窗户糊了三层纸,张老根还在窗沿下钉了木板,孩子们读书时不冷了。小栓子已经能教低年级的娃认‘国’字,她总把你的名字写在‘国’字旁边,说这样聂叔叔就不会忘了宛平。刘老汉的烟袋杆断了,他不肯换,说这是你走时碰过的,用着踏实。”
信里没提信差往返的艰难——聂明远知道,从宛平到西北,要走半个月的土路,遇上战乱还得绕路,多少信件丢在半路,或是等送到时,早已过了时节。他摸出贴身的布包,里面裹着三样东西:半颗晒得发硬的红枣(去年紫薇寄来的,他舍不得吃)、一张画着“家”字的土块拓片(小栓子塞在信里的),还有紫薇缝的那件单衣——衣襟处被硝烟烧了个小洞,是上次跟马家军作战时,他护着伤兵留下的。
“师长,军部的急电。”副官掀帘进来,带进一股寒气,手里的电报纸还带着雪粒,“中原大战爆发,咱们师要连夜开拔,去豫西支援友军。”
聂明远捏着电报的手顿了顿,油灯的光晃在他脸上,映出眼底的疲惫。自去年肃清西北军阀残余后,他的部队就没歇过——今天防着陕北的游击队,明天又要应付地方武装的挑衅,如今又要被拖进军阀混战的漩涡。他想起紫薇信里写的“太平”,忽然觉得这两个字像隔着千山万水,远得抓不住。
“通知下去,半个时辰后出发。”他把信仔细叠好,放回布包,又塞进怀里,“另外,把咱们仅剩的那点棉衣,多分给新兵,他们扛不住西北的冷。”
副官应了声,刚要走,又回头说:“师长,宛平的信……还没寄出去吗?”
聂明远望着帐篷外的风雪,沉默了片刻。他上个月写了三封信,都没寄出去——先是信差被流寇劫了,后是邮局因战事停了业,最后一封,他托了个要回北平的商人,至今也没消息。“算了,”他声音哑了些,“等打完这仗,再写吧。”
可他心里清楚,这“仗”哪有头?中原大战打起来,部队只会更难立足,别说寄信,能不能守住命都难说。
同一时刻的宛平,也落了雪。
紫薇正坐在学堂的油灯下,给孩子们补棉衣。针脚穿过厚布,每扎一下,她就要把针在嘴边抿一口——指尖冻得发木,只有这样才能找回点知觉。桌上摆着个空信封,是她昨天写好的,却没敢封口——她不知道聂明远现在在哪,信皮上的“西北军营”四个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最后还是空着。
“紫薇姑娘,烤烤火吧。”刘老汉端着个炭盆进来,炭火烧得通红,映得他满脸皱纹都暖了些,“张老根刚送了些木炭来,说让娃们上课不冷,也让你暖和暖和。”
紫薇放下针线,搓了搓冻僵的手,往炭盆边凑了凑。“刘叔,您说……明远他是不是收不到信?”她声音轻得像雪粒,“都快一年了,没收到他一封回信。”
刘老汉蹲下来,把烟袋杆在炭盆边敲了敲,火星落在雪地里,瞬间就灭了:“傻姑娘,西北远,又在打仗,信哪能那么快到?俺年轻时候跑商,从北平到兰州,遇上兵荒马乱,半年都走不完。聂长官心里记着你,记着娃们,就肯定会回信的。”
正说着,门帘被掀开,小栓子裹着件旧棉袄跑进来,手里举着个冻得硬邦邦的烤红薯:“紫薇姐姐!俺娘烤的红薯,给你留的!俺今天教小豆子写‘聂’字,他总把‘耳’字旁写歪,俺就跟他说,聂叔叔的耳朵可灵了,能听见宛平的读书声!”
紫薇接过红薯,指尖触到红薯的余温,眼眶忽然就热了。她摸了摸小栓子冻得通红的脸颊,笑着说:“小栓子说得对,聂叔叔肯定能听见。等春天来了,咱们就去麦田里读书,让风把书声吹得远些,吹到西北去。”
小栓子用力点头,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木炭写满了“平安”两个字:“俺每天都写,写够一百张,聂叔叔就会回来了。”
紫薇把纸叠好,放进抽屉——里面已经存了厚厚的一摞,都是孩子们写的“平安”“家”“国”。她知道,这些字是念想,也是支撑她等下去的底气。
西北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聂明远骑在马上,雪花落在他的肩章上,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他回头望了一眼营区的方向,只有几缕青烟在风雪中飘着,很快就被吞没。副官递来一块干硬的馍,他咬了一口,渣子卡在喉咙里,难以下咽——他忽然想起紫薇做的玉米面饼,温热的,带着麦香,是他走之前吃的最后一顿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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