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秋意,是裹着长江水汽漫进南京城郊军营的。刚过霜降,夜里的风就带了刺骨的凉,营区的篝火堆旁,士兵们三三两两挤着,有的在补磨破的绑腿,有的捧着粗瓷碗喝热粥,白汽从碗沿冒出来,很快被风卷散。聂明远站在帐篷外,指尖捏着一封叠得整齐的信,信纸边角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是半个月前紫薇从宛平寄来的。
他借着篝火的光,又把信读了一遍。紫薇的字比从前稳了些,笔画间还带着点孩子气的认真:“小栓子上个月给爹写了信,把‘爹’字写得比巴掌还大,信里说‘学堂的菊花开了,聂叔叔教的‘国’字俺也会写了’,她爹回信时,在信里夹了片城里的梧桐叶,孩子们围着看了半宿。刘老汉把‘望归’的木匾刷了红漆,挂在学堂门楣上,和‘土地庙’的旧字并排,风一吹,两个匾的影子晃在地上,像在等谁回来。”
“师长,军部的文件到了。”副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对方捧着个烫金封面的文件夹,神色比平时郑重些,“是国民政府的整编令,您看看。”
聂明远接过文件夹,指尖触到封面“国民革命军整编方案”几个字,油墨厚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他翻开第一页,一行黑体字格外醒目:“北伐军各部自即日起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有番号,按地域及战力重新编序。”再往下翻,他的部队被明确标注为“第十九军第三师”,而他本人,暂授陆军少将军衔。
“还有一条……”副官犹豫了一下,指了指文件末尾的补充条款,“团级以上军官需在一周内登记加入中国国民党,完成党籍报备,否则将调整职务。”
篝火的噼啪声似乎突然静了下来,聂明远的目光停在“中国国民党”五个字上,指尖不自觉地收紧,把信纸边缘捏出了褶皱。他忽然想起去年在宛平学堂,小栓子举着木炭问他:“聂叔叔,‘国’字框里为啥是‘玉’呀?”他当时蹲在地上,用木炭把“国”字描得大些:“因为‘国’是要护着里面的人,像护着宝玉一样,不能让坏人抢走,也不能让它摔碎。”
可这半年来,他见的“碎”太多了。上海街头,曾经一起喊着“打倒军阀”的学生倒在血泊里,凶手是穿同样军装的人;武汉码头,流民抱着饿死的孩子哭,军粮却被克扣着运往别处;就连他手下的士兵,也有私下议论的——“咱们到底是在护‘国’,还是在打自己人?”
“师长,您别愁。”旁边传来粗哑的嗓音,是老兵王大柱,他手里拿着件刚补好的军大衣,上面还留着针线的痕迹,“俺跟着您打吴佩孚,又从北平跑到南京,图的不是啥军衔,也不是啥党籍,就是想让宛平的娃们能安稳读书,让俺老家的地能种上麦子。现在编进国民革命军,至少有名分,能光明正大地护着老百姓,总比当没根的散兵强。”
周围几个士兵也凑了过来,一个年轻些的士兵挠挠头:“俺听说加入国民党能领新枪,咱们现在的枪还是打吴佩孚时缴获的,有的连膛线都磨平了。要是能有新枪,下次打仗,也能少牺牲几个弟兄。”另一个老兵叹了口气:“不管咋说,只要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入啥党都行,就怕……就怕这党,不是咱们想的那样。”
聂明远没说话,把紫薇的信又叠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那里还藏着颗晒干的红枣,是小栓子娘去年晒的,他一直没舍得吃。他想起离开宛平时,紫薇站在麦田里,风把她的衣角吹得飘起来,她说“我在学堂等你,不管多久”,眼神亮得像院里的菊花。他那时答应她,要护着宛平的安宁,护着孩子们的书声,可现在,这“入党”的要求,像一道坎,横在他和承诺之间。
第二天清晨,聂明远去了军部的登记处。那是间临时收拾的厢房,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桌案后坐着个穿中山装的干事,面前堆着厚厚的党籍登记表。见他进来,干事立刻站起身,脸上堆着官样的笑:“聂师长来了?快请坐,您可是第十九军第一个来登记的少将,觉悟高啊。”
干事把一张入党志愿书推到他面前,递过一支钢笔:“您只需在上面签个名,再填一下籍贯、履历,党籍下周就能批下来。以后跟着党国干,前途无量。”
聂明远握着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没落下。他抬头看向干事:“我想问一句,加入国民党后,是不是还能护着老百姓读书?是不是还能让田里的麦子不被兵祸糟践?”
干事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聂师长这话问得实在!党国的宗旨就是‘安内攘外’,先平定内乱,再抵御外侮,等天下太平了,老百姓自然能安稳读书、种地。您放心,咱们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百姓好。”
“为了百姓好”——这五个字像块石头,落进聂明远的心里。他想起宛平的土地庙,想起孩子们的晨读声,想起紫薇递给他的包袱里,连夜缝的单衣上细密的针脚。他深吸一口气,握着钢笔的手稳了稳,在志愿书的签名处,写下了“聂明远”三个字。笔锋比平时重了些,像是要把对宛平的所有牵挂,都刻进这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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