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深秋的山西晋中,平遥县宁固镇黄山村被一层洗不掉的灰雾裹着。村东头王家的青砖大院里,白幡被穿堂风扯得猎猎响,纸扎的童男童女立在灵堂两侧,脸上的红油彩在昏光里透着股说不出的僵气 —— 这是给王家老爷子王拴柱办丧事的第三天。
王拴柱今年七十一,开春时还能扛着锄头去地里翻土,谁料四月里一场急风似的中风,直接把人钉在了炕上。起初还能哼几声,后来连眼睛都睁不开,喉咙里只冒 “嗬嗬” 的痰响,浑身的肉一天比一天松,最后瘦得只剩层皮裹着骨头。王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殷实户,大儿子王建国在县里民政局当股长,走哪儿都揣着搪瓷茶缸;二儿子王建军是村小学的校长,戴副金边眼镜,看着文质彬彬;三儿子王建业更出息,在省城跑煤炭运输,家里停着三辆东风大卡车,是村里人眼里实打实的 “万元户”。
按理说老爷子走了,三个儿子该哭天抢地才对,可灵堂里的唢呐吹得再响,也没见哥仨掉过一滴泪。来吊唁的老邻居凑在墙角嘀咕:“你看建国那烟抽的,建军还在跟人聊下学期的课表,建业更甭提,接电话时还笑呢!” 这话传到王建国耳朵里,他只撇撇嘴:“哭能当饭吃?老爷子躺了半年,我们仨遭的罪还少吗?”
这话倒没掺假。王拴柱瘫了以后,老伴早没了,伺候人的活儿全落在三个媳妇身上。起初还能轮着来,可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 —— 老爷子大小便失禁,换尿布时那股酸臭味能呛得人吐;有时候半夜犯糊涂,手乱抓乱挠,把媳妇的胳膊抓得全是血印。王建国的媳妇私下跟他闹:“再这么下去,我也得躺炕上!要么找保姆,要么…… 想个别的法子。”
“别的法子” 这四个字,像根毒刺扎进了哥仨心里。七月里的一个晚上,王建业把两个哥哥叫到自己家的堂屋,关上门,从怀里掏出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我托太古县的朋友问了,有个神婆能‘帮’老爷子走得痛快些,就是要价高点,得五千块。” 王建国手里的烟蒂 “啪嗒” 掉在地上,王建军推了推眼镜:“这…… 是损阴德的事吧?” 王建业冷笑一声:“阴德能当饭吃?你没见你媳妇昨天哭着要回娘家?”
最终,哥仨还是点了头。
三天后,神婆来了。是个干瘦的老太太,穿件黑布褂子,手里拎着个油布包,进门就说:“老爷子阳寿还有三年,你们要断他的命,得用‘烛咒’—— 白蜡烛、红绳、生辰八字,烧完了,人就没了。” 她从油布包里掏出东西:蜡烛是用黄纸裹的,摸上去发凉;红绳细得像头发丝,透着股腥气;黄纸是粗糙的草纸,上面早画好了看不懂的符号。
神婆让王建军写下老爷子的生辰八字,然后把黄纸缠在蜡烛上,红绳一头拴着蜡烛,另一头紧紧勒在王拴柱左手的中指上 —— 那手指已经干瘪得像根枯树枝,红绳一缠,立马显出一圈紫印。“点着吧,烧完就好了。” 神婆把蜡烛放在炕沿上,划了根火柴。
蜡烛一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就散开来 —— 不是蜡油味,是像腐叶混着血的腥气,闻得人喉咙发紧。火苗是幽绿色的,明明没有风,却一个劲地往王拴柱那边飘。哥仨站在门口,看着蜡烛一点点变短,黄纸慢慢卷曲、发黑,红绳也跟着烧起来,那根拴着中指的红绳,竟像是有生命似的,越勒越紧,把老爷子的手指勒得发紫、发黑。
炕上的王拴柱突然 “嗬” 了一声,眼睛猛地睁开 —— 那眼睛里全是白翳,没有一点黑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他的手开始乱抓,指甲在炕席上抓出一道道白印,喉咙里的痰响越来越大,像有东西要从嗓子里爬出来。王建国想进去看看,被神婆一把拉住:“别碰,碰了会缠上你。”
蜡烛烧到一半时,王拴柱的身体突然抽搐起来,手脚僵直,像被抽了筋。哥仨看得浑身发冷,王建军的腿肚子直打颤,王建业别过脸,不敢再看。直到最后一点蜡烛烧完,黄纸和红绳化成了灰,神婆才走过去,探了探王拴柱的鼻息,说:“走了。”
哥仨这才松了口气,可走到炕边一看,又慌了 —— 王拴柱的眼睛还睁着,嘴巴大张着,像是在喊什么,舌头伸出来一点,颜色是紫黑的。怎么掰都掰不拢,怎么按都按不上。王建业急了:“这可咋整?下葬时这样,村里人该起疑心了!” 神婆说:“没事,下葬时用麻绳捆住棺材,他就闹不起来了。” 说完,拿了钱就走,连口水都没喝。
如今办丧事,哥仨最担心的就是棺材里的老爷子 “闹”。可前两天下葬倒还太平,直到头七这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吊唁的人走得晚,哥仨在灵堂里屋的大炕上睡得正香。王建军睡眠浅,半夜十点多,突然被一声 “嘎巴” 脆响惊醒 —— 那声音像是木板被掰裂,从灵堂那边传过来。他竖起耳朵听,又一声 “嘎巴”,比刚才更响,还带着木头摩擦的 “吱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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