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冬,北京南城琉璃厂胡同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密。清晨扫街的王大爷推开巷门,没见着往常冒热气的糖葫芦摊,倒闻着一股冲鼻的血腥气 —— 那气味混在雪水的冷冽里,像根冰锥,直扎进骨头缝里。
这年的南城,还没多少高楼。灰砖胡同里,谁家炖肉的香味能飘半条街,谁家吵架的嗓门能惊飞檐下的麻雀。李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三间破土坯房,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碎麦秆。家里四口人,老两口李守业、赵桂兰,还有两个儿子李建国、李建军。日子本就紧巴,自打三年前哥俩都查出肺痨,更是塌了天。
肺痨在当年是绝症。李家没钱住院,只能在家熬着,药罐子从早到晚咕嘟着,飘出的苦味儿比中药还重 —— 那是穷病的味儿。更让老两口揪心的是大儿子李建国,肺痨没好,又添了狂躁症。犯病时他眼睛红得像要滴血,力气大得能掀翻八仙桌,七八个街坊摁着他,胳膊都能被他挣得青一块紫一块。
但街坊们都知道,李建国有个 “软肋”—— 胡同口老周头的糖葫芦。
老周头不是本地人,听说是从天津蓟县来的,没租门脸,就在自家院里支了个炭炉。他的糖葫芦是南城一绝:山楂得是蓟县山里的大果,去核后填满豆沙,熬糖用的是绵白糖,火候掐得极准,裹上的糖衣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果肉,咬一口脆得响,酸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后脑勺。
可怪就怪在,李建国只认老周头的糖葫芦。冬天还好,炭炉上总摆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只要赵桂兰攥着皱巴巴的毛票跑一趟,递过去一串,正疯闹的李建国立马就安静了,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啃得满脸糖霜,像只被顺毛的野兽。
到了夏天,糖葫芦摊收了,李建国犯病就没了辙。李守业只能找麻绳把他捆在炕腿上,赵桂兰端着凉水往他脸上泼,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嚎叫,老两口的眼泪混着凉水,往地上砸得啪啪响。有一回,李建国挣断了麻绳,追着赵桂兰满院跑,嘴里喊的不是 “妈”,是 “别跑!你这只大鹅!我要炖了你!”
赵桂兰躲在柴房里,听着儿子撞门的咚咚声,浑身发抖。她扒着门缝往外看,李建国正指着空无一人的院子,跟空气对峙:“你别过来!再过来我砍了你!” 街坊们都说,这孩子是中邪了。可南城胡同里,谁见过鹅?那会儿城里连养鸡都得偷偷摸摸,更别说鹅了。这 “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人能说清。直到 1983 年 12 月 7 日。
那天下午,胡同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红蓝灯在灰砖墙上扫来扫去,把积雪照得发慌。老周头家的院门虚掩着,邻居张大妈路过时,听见院里有苍蝇嗡嗡叫 —— 大冬天的,哪来的苍蝇?她推开门,脚刚迈进去,就 “妈呀” 一声瘫在地上。
院里的雪被染成了黑红色,老周头、他媳妇、还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全倒在血泊里。老周头手里还攥着串没裹糖的山楂,胸口插着一把菜刀,刀把上的木刺都崩了出来。屋里更惨,灶台上的糖稀锅翻在地上,黏糊糊的糖稀混着血,在地上凝成了暗红色的壳。菜刀砍在门框上,把碗口粗的木头劈出一道深沟,木屑上还挂着碎肉。
法医蹲在院里验尸,手套上的血冻成了冰碴。他站起身,对带队的刑警队长刘建国说:“都是一刀致命,下手特别狠,像是有深仇大恨。” 刘建国皱着眉,老周头他认识,平时除了卖糖葫芦,还帮人修修桌椅,性格软得很,没听说跟谁结过仇。
“刘队,我上午看见李建国从老周头家跑出来!” 邻居王大爷哆哆嗦嗦地说,“他浑身**的,脸上还有血,眼神直勾勾的,跟丢了魂似的!”
刘建国心里一沉,带着人往李家跑。推开门,李建国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一口一口啃得正香。炕桌上还放着半串糖葫芦,糖衣都化了,黏在纸上。
“老周家的人,是你杀的?” 刘建国掏出手铐,声音发紧。
李建国抬起头,嘴角还沾着馒头渣,眼神里满是不耐烦:“杀就杀了,不就是几只大鹅吗?你们管得着吗?” 他说着,还掰了块馒头,往嘴里塞,“那大鹅叫得烦,我就把它们砍了,怎么了?”
刘建国把他铐上,往警车那边带。一路上,李建国嘴里不停念叨:“大鹅,都是大鹅…… 那只老鹅最凶,我砍了三刀才砍死……” 刘建国心里发毛,这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
审讯室里,灯泡忽明忽暗。李建国坐在铁椅子上,不管问什么,都只说 “杀鹅”。刘建国正头疼,侦查员小张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脸白得像纸:“刘队!老周头家灶台下,发现了这个!”
信封上没写字,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十个干巴巴的鹅嘴。每个鹅嘴上都用朱砂画着歪歪扭扭的花纹,像鬼画符似的。信封底还有些淡黄色的粉末,小张说,灶台上的糖稀锅、没卖完的糖葫芦里,都检出了这种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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