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家的哭嚎声,是在第三天夜里彻底停止的。
起初还能听见他嘶哑的哀求,求甲首行行好,给他婆娘请个郎中,哪怕给碗热水也好。后来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呻吟和咳嗽。到了第三天,连咳嗽声都没了。那处被胡家家丁远远用石灰画了个圈、如同鬼域般的破院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几只黑鸦落在光秃秃的院墙上,发出不祥的“嘎嘎”声。
第四天清晨,甲首戴着厚厚的布巾,捂着口鼻,战战兢兢地让两个同样全副武装的家丁,用长杆子捅开了那扇虚掩的破门。
门内涌出的恶臭,让十几步外围观的村民都忍不住干呕起来。
景象很快传遍了全村——王老五和他婆娘,还有他们那个才五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直接挺地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早就没了气息。尸体上隐约可见深色的斑块,死状凄惨。据那两个进去查看的家丁事后描述,屋里一片狼藉,呕吐物和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几乎无处下脚。
王老五家,死绝了。
没有葬礼,没有哭声送行。胡里长下令,用草席将三具尸首一卷,由那几个倒了血霉的家丁,拖到远离村庄、靠近乱葬岗的山沟里,草草挖坑掩埋,连块木牌都没立。埋人的家丁回来后被勒令在村外溪流里反复冲洗,衣服全部烧掉,即便如此,接下来好几天都没人敢靠近他们,仿佛他们身上也带着无形的瘟疫。
第一个死亡数字,像一记沉重的丧钟,敲在了每个李家坳村民的心头。恐惧不再是抽象的传言,它有了具体的形象——那就是王老五家黑洞洞的门口,和山沟里那三个不起眼的新土包。
然而,死神刚刚开始它的收割。
就在王老五家死绝后的第二天,住在村南头的孤寡老人刘婆子,也开始发热、呕吐。她无儿无女,独自住在摇摇欲坠的窝棚里,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这回,甚至不用胡里长下令,周围的邻居自发地用树枝和石块将她的窝棚远远围了起来,断绝了一切往来。刘婆子在无人照看、缺食少水的绝境中,苦苦挣扎了两天,最终也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她的尸体直到散发出浓烈的臭味才被发现,处理方式与王老五家如出一辙。
第二个。
紧接着,是村中间赵铁匠家那个才八岁的二小子。孩子先是喊肚子疼,接着上吐下泻,发高烧说胡话。赵铁匠夫妇哭天抢地,想去求郎中,被甲首带人死死拦住。胡里长传下话来:要么把孩子单独隔开,要么全家封门!赵铁匠握着打铁的锤子,眼睛血红,在院子里像困兽一样转了半天,最终看着其他几个惊恐哭泣的孩子,咬牙将已经昏迷的二小子抱进了堆放杂物的破柴房……三天后,柴房里没了声息。
第三个。
死亡,就像秋季田野里燃起的荒火,看似零星,却带着无法扑灭的恐怖,在这里冒起一股黑烟,在那里吞噬一点生机。李家坳的上空,仿佛笼罩着一层无形的、带着尸臭的阴云。村民们人人自危,见面不敢交谈,连眼神接触都带着猜忌和恐惧。谁家传来一声咳嗽,都能让左邻右舍心惊肉跳半天。很多人开始出现各种“症状”——也许是真的不适,更多的是心理作用下的疑神疑鬼。
胡里长除了不断重复“封门”、“隔离”、“严禁往来”这几句苍白无力的话,外加在自家大院周围撒更多生石灰、让家丁看管更严之外,毫无办法。他甚至开始减少外出,龟缩在高墙之内,仿佛那堵墙真能挡住瘟神。
而就在这一片愁云惨雾、死亡阴影日益浓重之际,一些细微的、不那么起眼的变化,开始在某些角落悄然发生。
李根柱家,赵老憨家,孙寡妇家——这三户最早被李根柱“强制”推行烧开水、分餐具、简单清洁措施的穷人家,在最初的惊恐和手忙脚乱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紧绷而规律的日常。每天清晨,李根柱家会升起炊烟,那是妇人在烧全家一天的饮用水;赵老憨家的破瓦罐里,也总会咕嘟咕嘟煮着东西;孙寡妇甚至弄来了更多的破布,按照李根柱说的,简单缝制了所谓的“口罩”,虽然粗糙,但至少给了她们一点心理安慰。
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三户人家,虽然个个面黄肌瘦,被饥饿和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但……没有出现一例发热、呕吐的“瘟疫”症状。
起初,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在巨大的死亡恐怖下,谁会在意几户穷鬼是不是在瞎折腾?钱老大之流甚至还在背地里嘲讽:“看李家小子把那两家忽悠的,整天烧水玩,有那柴火不如多煮点野菜糊糊!”
但是,当死亡数字从“三”悄然向“四”、“五”增加,当村里又有两户人家出现类似症状并被封门后,一些有心人开始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三户还在“正常”活动的人家。
尤其是当村里那个以吝啬精明着称、家里存粮相对多些的吴老二,他的老婆也开始出现腹泻症状时,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吴老二急得团团转,他不想被封门,更不想死。在极度的恐惧中,他鬼使神差地想起了李根柱那些曾被自己嗤之以鼻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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