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书办留下的“十日之期”和“双倍税额”,像两座大山,把李家坳每一户人家的脊梁都压得咯吱作响。村子里死寂得可怕,连平日里最是闹腾的孩童,似乎也感知到了大难临头的恐惧,变得悄无声息。人们不再下地——地里也没什么可指望的了,只是缩在家里,像等待最终判决的囚徒,眼神空洞地望着门口,仿佛那里随时会闯进来索命的无常。
李老栓家更是如此。双倍的税额,对于这个早已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半袋藏着的高粱,即便全部交出,也远远不够零头。李老栓彻底垮了,整日蜷缩在墙角,不吃不喝,仿佛一具还有口气的僵尸。妇人只是默默流泪,机械地做着一点家务,眼神里已没了活气。狗剩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整个家里,只有李根柱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大脑。他知道,哀求没用,躲藏没用,胡里长和那个刁书办绝不会放过他们这只“儆猴的鸡”。他尝试过去找赵老憨、孙寡妇,想看看能不能几家人一起想点办法,哪怕是凑点东西去黑市换钱。但绝望早已吞噬了那点刚刚萌芽的互助念头,赵老憨家门紧闭,孙寡妇也只是隔着门缝哭着说自身难保。
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
十天时间,在巨大的恐惧中,流逝得飞快。第九天的傍晚,夕阳如血,将李家破败的院落染上一层不祥的红色。该来的,终于来了。
没有敲锣,没有吆喝,但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胡里长亲自来了,身后跟着那个尖嘴猴腮的甲首,以及四个膀大腰圆、手持棍棒的家丁。这阵容,比上次陈二爷来催税时,更具威慑力。胡里长脸上没了平日那点虚伪的客套,只剩下冰冷的算计和毫不掩饰的恶意。
篱笆门被粗暴地推开,发出刺耳的声响。胡里长一行人径直闯进了院子,如同闯入无人之境。
“李老栓!十日之期已到,税粮准备好了吗?”胡里长站在院子中央,声音不大,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李老栓像受惊的兔子,从墙角猛地一颤,连滚爬爬地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里长老爷……开恩啊……实在是……实在是拿不出来啊……家里能吃的都……”
“拿不出来?”胡里长冷笑一声,打断他的哭诉,“刁大人的话,你是当耳旁风了?双倍税额,乃是定数!拿不出来,就用家产抵!用人口抵!”
“家产?”李老栓茫然地抬头,看着家徒四壁的茅屋,“老爷,您看看,这家里还有什么能称得上家产啊……”
甲首在一旁阴恻恻地接口:“老栓,别装糊涂了。上次官差那事还没调查清楚?还有,听说你家根柱近来本事不小,总能弄到点野物山货?这钱粮,都藏哪儿去了?”
这就是明摆着的栽赃和勒索了!把抚恤当成欠债的理由,把艰难求生的手段当成藏匿资产的证据!
李根柱站在屋门口,拳头紧握,胸中怒火翻腾,但他强迫自己冷静。硬拼是死路一条,必须智取。
这时,胡里长已经不耐烦了,他对家丁使了个眼色:“搜!给我仔细地搜!看看这刁滑之家,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
如狼似虎的家丁们应声而动,开始翻箱倒柜。破旧的箱柜被掀开,仅有的几件破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灶台被扒开,连老鼠洞都用棍子捅了捅。妇人吓得尖叫一声,晕厥过去。狗剩和吓得大哭。
混乱中,一个家丁似乎发现了什么,他在堆放杂物的角落用力踢了几脚,露出了下面一块略显松动的石板。“老爷!这里有古怪!”
李老栓见状,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不能动啊!那是种粮!是最后的种粮啊!”
但已经晚了。两个家丁合力撬开了石板,露出了下面一个不大的土坑,坑里,赫然放着那半袋金黄的高粱——李家明年春天最后的希望,也是眼下全家活命的最后依仗!
“哼!果然藏了好东西!”胡里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还敢说没有?这就是抗税的罪证!给我搬出来!”
家丁伸手就去抓那袋粮食。
“住手!”
一声暴喝,如同惊雷,在院子里炸响。
李根柱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挡在了地窖口前,双目赤红,死死盯着胡里长和那些家丁。他知道,这袋粮食被抢走,全家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了!
“李根柱,你想干什么?造反吗?!”甲首尖声叫道,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他似乎想起了上次李根柱面对官差时那不要命的架势。
胡里长也眯起了眼睛,眼中寒光闪烁:“小崽子,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敢拦着官差……哦不,是拦着本里长执行公务?你这是找死!”
几个家丁挥舞着棍棒,围了上来,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达到了冲突的临界点!
李老栓吓得魂飞魄散,想去拉儿子,却浑身瘫软动弹不得。狗剩停止了哭泣,惊恐地看着哥哥如同护崽的猛兽般,挡在那些凶神恶煞的大人面前。
李根柱心脏狂跳,血液冲上头顶,但他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直接动手。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拼命的冲动,改用一种极其压抑、却带着锋利棱角的语气说道:
“里长老爷,您说这是执行公务?敢问,朝廷哪条王法规定,可以强抢农户最后的种粮?刁书办说的是缴纳钱粮,可没说要断人生路,绝人宗祠!这袋种子若是没了,明年我们全家饿死事小,可这一甲的钱粮份额,岂不是永远都缺了一角?到时候上官追查下来,里长老爷您,又该如何交代?”
他没有哭诉哀求,而是直接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种粮”的特殊性,抢种粮等于杀鸡取卵,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二是将李家的存亡与胡里长的“政绩”捆绑起来暗示威胁——李家死绝了,他胡里长也未必好过!
这话一出,胡里长和甲首都愣了一下。他们习惯了农民的愚昧和顺从,没料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小子,在这种时候竟然能说出如此条理清晰、甚至带着点威胁意味的话来!
冲突,在这一刻,出现了微妙的凝滞。李根柱不再是被待宰的羔羊,他站了出来,试图用语言和智慧,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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