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残酷在于,它从不给你太多时间去担心远方。还没等村民们从“建奴可能打过来”的梦魇中缓过神,一个更熟悉、更切近的魔鬼,已经掐着点,准时上门催命了。
夏税的影子,如同一个永不缺席的瘟神,再次笼罩了李家坳。
最先动起来的是甲首。那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仿佛闻到了腥味的鬣狗,腰杆似乎比以往挺直了些,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优越感和紧迫感的神情,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传话。
“都听好了!县衙的公文下来了!夏税提前开征,额度加三成!各家各户,赶紧准备!胡老爷说了,今年北边不太平,朝廷用度大,谁要是敢拖延,那就是通敌,抓去坐大牢!”
“加三成?”
听到这个消息的村民,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麻木的绝望。往年正常的夏税,已经像一把钝刀子,割得人血肉模糊。今年刚遭了雹灾,地里几乎绝收,很多人家连野菜糊糊都喝不上了,却还要在往年的基础上再加三成?这已经不是刮地皮,这是要直接敲骨吸髓了!
李老栓听到甲首在院门外的吆喝时,正蹲在墙角修理一把几乎散架的锄头。他的手一抖,锈蚀的锄头片差点砸到自己的脚。加三成?他家里现在除了那点藏得极深的、李根柱当命根子看的粮食,以及灶台上那罐金贵的私盐,还有什么能拿去抵税?难道真要把最后那点保命种也交出去?或者,像村里有些实在活不下去的人家传言的那样,卖儿卖女?
妇人当时正在院里晾晒破布,闻听此言,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泥地上,无声地流泪。狗剩吓得小脸煞白,紧紧攥着哥哥的衣角。
李根柱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知道夏税这关躲不过去,但也没想到会如此变本加厉。加三成?这分明是趁着国难,层层加码,最终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胡里长和县衙里的蠹虫们,恐怕又能从中捞到不少油水,而代价,则是无数个像李家这样的家庭走向毁灭。
甲首传完话,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隔着篱笆,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根柱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补充了一句:“老栓啊,特别是你们家,可得好好表现。上次官差那事,胡老爷可是帮你们担了干系的,这恩情,得记着。这次夏税,怎么也得多表示表示,对吧?”
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所谓的“抚恤”,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成了一道紧箍咒,时刻提醒李家,他们欠着胡里长的“人情债”,而这次夏税,就是还债的时候。
短暂的、被远方战火惊扰的平静,彻底结束了。熟悉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如同潮水般再次涌来,而且比以往更加汹涌。村子里死气沉沉,连狗都懒得叫唤了。人们见面不再交谈,只是用绝望的眼神互相看一眼,然后匆匆躲开,仿佛对方身上带着瘟疫。
李根柱看着面如死灰的父母,看着惊恐的弟妹,又想起货郎描述的北方惨状,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和愤怒感交织在一起。在内有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外有强敌入侵国家濒危的时刻,这个朝廷,这个体系,非但没有试图凝聚人心,共度时艰,反而更加疯狂地榨取它最后的根基——农民!
这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而且是要拉着所有人为它陪葬!
可是,愤怒归愤怒,现实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税,拿什么交?
李老栓沉默了很久,最终嘶哑着开口:“把……把那半袋高粱……拿出来吧……”那是他们家最后的口粮,是李根柱像老鼠搬家一样一点点藏下来,准备应对最艰难时刻的保命粮。
“爹!”李根柱脱口而出,“那是最后的粮食了!交出去,我们吃什么?吃土吗?”
“那你说怎么办?!”李老栓突然爆发了,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不交?等着甲首带人来抢吗?等着胡里长把咱们送进大牢吗?到时候连土都没得吃!”
妇人只是哭。
李根柱无言以对。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在绝对的暴力面前,反抗是徒劳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他们就像是被捆住了手脚的羔羊,只能眼睁睁看着屠刀落下。
但就这么认命吗?把最后的希望交出去,然后一家人静静地等待饿死?
不,绝不!
李根柱的脑海里,那些关于“组织起来”、“互助”、“黑市”、“手艺”的碎片化念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转、碰撞。他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能在眼前绝境中,撬开一丝缝隙的办法。
也许,可以试着把赵老憨、孙寡妇等那几户同样被逼到绝境的人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许,可以冒险再去一次黑市,看看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换点钱?也许,可以问问周木匠,有没有什么零活可以暂时抵点钱粮?
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每一个办法都充满了风险。
就在李根柱绞尽脑汁,试图在绝境中寻找一线生机时,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这次下来催税的,不是往常那些熟悉的、多少还讲点“规矩”的差役,而是县衙新来的一个税吏,据说是上面某位大人的亲戚,为人极其刻薄刁钻,手段狠辣,号称“刮地三尺”。
新的税吏,更高的额度,还有胡里长虎视眈眈的“特殊关照”。李家,以及整个李家坳,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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