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李根柱,这个灵魂来自另一个时空的观察者,正敏锐地捕捉着这些变化,并从中品咂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滋味。
真正让他心头那点模糊念头变得清晰起来的,是接下来关于“捕鸟”的事情。
冰雹砸烂了庄稼,也惊扰了田野里的鸟雀。一些饿急了的鸟开始更多地靠近村民的屋舍觅食。狗剩之前跟李根柱学的编草绳套雀儿的手法,不知怎的被王老七家的小子石头看见了。石头比狗剩大两岁,也是个半大孩子,平时淘气得很。他看狗剩居然真能用草套子偶尔套住一两只麻雀,眼热不已,便也偷偷学着编。
一天,李根柱看到狗剩和石头,还有另外两个半大孩子,居然凑在一起,蹲在村口的打谷场边上,嘀嘀咕咕。他好奇地走近一看,发现这几个孩子竟然不是在各自为战,而是在尝试把几个人编的草绳连接起来,做成一张更大、更结实的网!
虽然那网编得歪歪扭扭,接口处松松垮垮,一看就很不靠谱,但这个行为本身,却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李根柱!
单个的草绳套子,只能指望运气,守株待兔。而一张网,哪怕再简陋,却代表了另一种思路——规模的、协同的、主动覆盖的思路!
王老七也蹲在旁边看热闹,嘴里骂着:“小兔崽子,不干正事,编这破玩意儿能当饭吃?”但眼神里却没有太多真正的阻拦。或许在他看来,孩子们能自己找点事做,不吵不闹,就算省心了。
李根柱没有打扰他们,他默默地走开了,但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想起了之前赵老憨来问野菜,孙寡妇来求驱虫。这可以看作是个体间的零星求助。但眼前孩子们自发地“联网”捕鸟,虽然幼稚,却指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他们无意识地在尝试将微小的个体力量,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整合”起来,去追求一个靠个人难以实现的目标。
这个念头让他激动得微微发抖。
在这个时代,皇权不下县,乡村的真正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各种形式的“组织”来维持的。宗族是一种组织,它以血缘为纽带,拥有族田、祠堂、族规,能对内救济、对外抗争。乡绅地主集团是一种组织,他们通过土地、财富和知识(识字、功名)垄断了基层权力。甚至胡里长催税,也是依靠里甲制这套半官方的组织形式。
而像李老栓、赵老憨、孙寡妇这样的贫苦农户,他们有什么?他们是一盘散沙!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权力结构中最底层、被任意汲取和压榨的基数!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李根柱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四个字。它听起来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只有赵老憨一个人偷偷来问野菜,而是几家情况类似、信得过的人,可以一起分享信息,划定区域,有计划地去采集,是不是效率更高,也更安全?
如果,不是各家各户提心吊胆地藏那点可怜的粮食,而是能有一个更隐蔽、更安全的地方,集中存放几家人最后的保命粮,并轮流看守,是不是更能应对突如其来的搜刮?
如果,下次胡里长或者官差再来逼债,站出来的不再只是李根柱一个人巧言周旋,而是几户人家推选出的代表,一起陈情,甚至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起,形成一种无声的压力,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想法让他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可能打破现状的缝隙;恐惧的是,他深知“组织”农民有多难。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私、狭隘、缺乏信任、“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是最大的阻碍。而且,任何形式的底层自组织,都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一旦被察觉,必将招致残酷的镇压。
胡里长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吗?县衙的老爷们会容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这颗种子,一旦种下,就开始顽强地生根发芽。李根柱开始有意识地在与赵老憨、孙寡妇等人的接触中,进行极其谨慎的试探。
比如,在告诉赵老憨某个野菜地点后,他会貌似无意地加一句:“那地方有点偏,一个人去怕是不安全,老憨叔你要是去,最好约上隔壁信得过的谁做个伴。”
又比如,在帮孙寡妇处理完榆树后,他会说:“这烟熏的法子,对别的招虫子的树也有用,婶子你要是看谁家也有类似的难处,可以说道说道。”
他的话语滴水不漏,完全是一副为对方着想的姿态,绝不提“一起”、“我们”这样的敏感词。他只是在播种“合作可能带来好处”的潜意识。
效果是缓慢的,甚至可能毫无效果。赵老憨下次可能还是一个人偷偷去了,孙寡妇也可能因为怕麻烦而闭口不谈。但李根柱并不气馁。他知道,改变几千年的惯性,需要时间,更需要契机。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并且继续悄悄地、一点一滴地,在这些绝望的沙土中,埋下关于“集体”的微小颗粒。
他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远处连绵的、光秃秃的山峦,心中第一次升起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存的、宏大的谋划感。虽然这谋划还模糊得像晨雾,但方向,似乎已经隐约可见。
活下去,不再仅仅是他李根柱一家的事情。或许,可以有一种新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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