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崇元殿暖阁
午时正,春日透过琉璃窗格,在暖阁的青砖地上投下斑驳光影。
柴荣坐在紫檀木圈椅中,手里捧着一盏参茶。茶已温了,但他没喝,只是静静看着坐在对面的刘温叟。这位御史中丞刚从淮南归来,风尘仆仆,官袍下摆还沾着泥点,眼中布满血丝,但眼神却比离京前清明了许多。
“都看完了?”柴荣问。
“回圣人,淮南十四州,臣走了九州,访了三十七个村,见了四百余农户。”刘温叟声音沙哑,但字字清晰,“王朴的新政,在民间……与朝中议论,全然不同。”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厚厚的笔录,双手呈上。笔录用最普通的麻纸装订,边缘已磨损,显然被反复翻阅。柴荣接过,没有立即翻开,而是问道:“如何不同?”
刘温叟深吸一口气:“朝中皆言王朴酷烈,滥杀无辜。但臣在乡间所见——濠州周氏等七大户,占田过万亩,年纳粮不过百石,余税皆转嫁小户。去岁大旱,周家粮仓满溢,却不肯借粮赈灾,反抬高粮价,致使饿殍盈野。这般豪强,杀之何辜?”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清丈之后,小户减税、大户增税,百姓皆称公平。寿州陈守礼家主动借出耕牛、平价售粮,被授‘义民’牌匾,乡邻皆羡。臣亲眼所见,陈家门前的石碑,每日都有百姓去摸,说‘沾沾福气’。”
暖阁里安静下来,只有炭火在铜盆中燃烧的细微噼啪声。窗外的春光很暖,但刘温叟的话,却让这温暖中透出一丝冷冽的真相。
柴荣终于翻开那卷笔录。字迹工整,记录详实:某村某户,原有田几亩,清丈后定为几等,减税几何;某大户原有隐田多少,现补税多少;某乡设“义仓”几处,存粮几何,可救急几户……一笔笔,一桩桩,全是数字,全是实情。
他看得很慢,偶尔停下,手指在某行数字上轻轻敲击。刘温叟垂首静候,额角渗出细汗——他知道,这卷笔录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
约莫一炷香后,柴荣合上笔录,抬眼看向刘温叟:“刘卿,这趟淮南之行,你受苦了。”
刘温叟鼻子一酸,连忙躬身:“臣……不敢言苦。”
“但朕要问你,”柴荣话锋一转,“既知新政在民间实为善政,为何回京后,不立即为王朴辩白,反而闭门三日,谁也不见?”
刘温叟浑身一震,缓缓跪地:“臣……有罪。”
“朕没说你无罪,也没说你有罪。”柴荣放下茶盏,“朕只是想知道,这三日,你在想什么?”
暖阁中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刘温叟伏在地上,良久,才涩声道:“臣在想……臣这大半生,读的是圣贤书,守的是君臣礼,自诩清流,以匡正君失为己任。可到了淮南,见了那些真正的百姓,听了那些从未上过奏章的声音,臣忽然觉得……臣错了。”
“错在何处?”
“错在只知书斋里的道理,不知田埂上的实情。”刘温叟抬起头,眼中已有泪光,“错在以豪强之心度百姓之腹,以士大夫之见断天下之事。圣人,臣在寿州赵家庄,见到一个老农,他家七亩地,清丈后减税三成。他跪在田里,朝着汴梁方向磕头,说‘天子知道咱们苦’。那时臣就在想——朝中那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那些联名弹劾,有谁问过这个老农一句?”
泪水终于滑落,滴在青砖地上,洇开小小的湿痕。这位三朝老臣,以刚正敢言着称的御史中丞,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柴荣静静看着,没有劝慰,也没有斥责。直到刘温叟哭声渐止,他才缓缓开口:“知道错了,就是悟了。悟了,就能改了。”
他站起身,走到刘温叟面前,伸手将他扶起。这个动作让刘温叟浑身一颤——天子亲自搀扶臣子,这是莫大的恩典。
“那卷二十七人联名的奏章,你还要递么?”柴荣问。
刘温叟摇头:“臣已将它烧了。”
“烧了好。”柴荣点头,“但朕要你重写一份奏章——就写你在淮南所见所闻,写那些减税农户的名字,写那些‘义民’的故事。不必美化,不必掩饰,实话实说。写完,朕要在朝会上,让你当众宣读。”
刘温叟怔住了:“圣人,这……朝中那些反对新政的大臣,恐怕……”
“恐怕会群起攻之?”柴荣笑了,那笑容里有冷意,也有决心,“朕就是要让他们攻。让他们在满朝文武面前,攻一攻那些减了税的农户,攻一攻那些得了‘义民’牌匾的百姓。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脸面,敢说新政害民!”
这话说得重,刘温叟心中却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了天子的用意——不是要压服反对者,是要用事实,用那些从未被听见的声音,去击碎所有的谎言与偏见。
“臣……领旨!”他深深一揖,这一次,腰弯得比任何时候都低,也……都坚定。
壶关·新军议事帐
申时,帐中烛火已燃起。
赵匡胤、刘延让、陈五,还有新提拔的弩炮队都头老姜,四人围着一张简陋的木桌。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鬼见愁”地形图,是黑风寨的探子刚刚送来的,比之前任何一张都详细——谷道长度、两侧山崖高度、可埋伏的位置、溪流水深,甚至哪里有适合攀爬的岩缝,都标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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