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崇元殿朝会
辰时正,晨钟九响。
崇元殿内文武百官肃立,紫绯绿三色官袍在透过高窗的晨光中泾渭分明。今日的朝会气氛格外凝重——所有人都知道,刚从淮南归来的御史中丞刘温叟要当廷奏事。而奏的是什么,许多人心中已有猜测。
柴荣端坐御座,玄衣纁裳,十二旒冕冠的玉珠在额前轻轻晃动。他的脸色依然有些苍白,但腰背挺直,目光清明,那久病初愈的虚弱感已淡去大半。案前摆着刘温叟那卷厚厚的笔录,还有一摞刚从各地送来的奏章。
“宣,御史中丞刘温叟。”张德钧尖细的嗓音打破沉寂。
刘温叟出列,手持笏板,走到御阶前三步处跪下行礼。他今日特意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官袍,袖口处还有补丁——这是他从淮南回来后特意换上的,要让满朝文武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清流”。
“平身。”柴荣道,“刘卿淮南之行,辛苦了。今日就在这朝堂之上,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臣遵旨。”
刘温叟起身,从袖中取出那卷笔录,却没有立即翻开。他环视殿中百官,目光在那些曾与他联名弹劾王朴的同僚脸上停留片刻,然后缓缓开口:
“臣奉旨巡查淮南,历时一月,行程一千八百里,走访九州三十七村,见农户四百二十一户。今日所奏,句句属实,字字有据。若有半句虚言,愿受凌迟之刑。”
这开场白极重,殿中顿时响起低低的吸气声。以凌迟起誓,这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刘温叟翻开笔录,开始念诵。他没有选择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从一个具体的村庄、具体的人开始:
“濠州灵璧县,赵家庄,农户赵老实,家有田七亩。去岁清丈前,定为三等田,亩征粟三升,年纳粮二十一升。清丈后,实为四等薄田,亩征粟二升,年纳粮十四升。减粮七升。赵老实言:‘七升粮,够一家五口吃十天。’”
他的声音很平实,没有抑扬顿挫,就像在念一本枯燥的账册。但正是这种平实,让那些数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寿州安丰县,大户陈守礼,在册田八百亩,实有田一千二百亩。历年虚报灾荒、隐匿田亩,年逃税粮三百石。清丈后,补历年欠税一千五百石,另罚粮五百石。陈守礼主动借出耕牛三十头、平价售粮五百石,被授‘一等义民’。其言:‘往日之过,愿以今日之功补。’”
殿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这些具体到某个人、某块田、某斗粮的细节,与朝堂上那些“苛政虐民”“擅杀无辜”的泛泛之谈,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温叟继续念。他念了减税农户的名字,念了他们的田亩数,念了他们减了多少粮。他念了被罚大户的名字,念了他们隐匿的田亩,念了他们补缴的税额。他甚至还念了几段农户的原话——那些从未上过奏章、从未被朝堂听见的声音:
“老农王栓柱说:‘往年交完税,家里就剩个粮底子,过冬要靠挖野菜。今年减了三成,能多吃两个月饱饭。’”
“寡妇李氏,丈夫去岁饿死,独养三子,说:‘若早两年清丈,他爹或许不会死。’”
“孩童赵小狗,八岁,说:‘今年过年,娘给煮了白米饭,还切了咸肉。’”
念到这里,刘温叟的声音开始发颤。他停顿片刻,深吸一口气,才继续道:
“臣在淮南一月,所见所闻,与朝中议论大相径庭。所谓‘苛政’,减的是小户之税;所谓‘虐民’,罚的是大户之贪。王朴手段或酷,但所酷者,乃盘剥百姓百年之豪强;所宽者,乃食不果腹之黎民。”
他合上笔录,抬头看向御座:“臣昔日亦曾联名弹劾王朴,以为新政过急、手段过酷。然淮南一行,方知闭目塞听之愚,坐井观天之陋。今日当廷,臣请罪——为昔日之偏见,为今日之醒悟。”
说完,他再次跪地,重重叩首。
殿中死寂。那些曾与刘温叟联名的大臣,此刻个个脸色青白,有人额角冒汗,有人袖中手指颤抖。他们可以反驳道理,可以争辩政策,却无法反驳那一串串具体的名字、具体的数字、具体的声音。
柴荣缓缓站起身。玉旒晃动,遮挡了他的表情,但声音清晰而有力:
“刘卿请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他走下御阶,来到刘温叟面前,亲手将他扶起。这个动作让所有大臣都屏住了呼吸——天子亲自搀扶请罪的臣子,这是何等恩典,又是何等信号?
柴荣转身,面向百官:“诸卿都听见了。这就是淮南的实情,这就是新政的实情。朕知道,朝中有人不满,有人反对,有人说朕‘操之过急’‘不恤民情’。那朕今日就问一句——”
他顿了顿,目光如刀锋般扫过每一个人:
“你们所说的‘民’,是赵老实那样的民,还是陈守礼那样的民?你们所恤的‘情’,是王栓柱一家的温饱之情,还是豪强逃税漏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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