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枢密院签押房
烛火通明,已近子时。
范质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发涩的眼角。案上堆着的文书分作三叠:左边是北线军报,中间是各州春耕奏疏,右边则是明日天子启程巡幸洛阳的一应仪程细则。
身为枢密使,他本该专注军务。可自柴荣登基以来,政事堂与枢密院的界限日渐模糊——天子常说“军政本是一体”,许多民事决策也会让他参详。这是信任,也是重担。
“范相,夜深了。”值夜的书吏轻声提醒,端上一碗温热的黍粥。
范质摆摆手,目光落在北线军报上最厚的那一份——壶关赵匡胤所呈。报中详细写了野狐峪之战的细节、伤亡名录、以及正在执行的“云州营救”方略。字迹刚劲有力,条理清晰,与半年前那个在杀虎口惨败后写的请罪奏疏判若两人。
“这个赵匡胤……”范质喃喃自语。
他记得此人。显德元年正月,高平之战前,此人还只是个殿前都虞候。是柴荣力排众议,擢其为侍卫司将领,授以实权。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天子任人唯亲、不重资历。
可短短三月,赵匡胤先败后胜,在野狐峪用十一人的代价烧了契丹粮道,救回被俘士卒。如今更谋划深入云州劫营——这般胆略,这般不惜士卒死也要救袍泽的作风,在五代乱世里,实属异类。
“怕是只有今上,才敢用这样的人,也才配用这样的人。”范质叹了口气,端起黍粥喝了一口。
温热的粥顺着喉咙滑下,稍稍驱散了春夜的寒意。他不由想起白日朝会后,薛居正邀他去府中“品新茶”的情形。
薛府的书房里,除了薛居正,还有御史中丞刘温叟、户部侍郎李昉。四人围坐,仆人奉上的却不是新茶,而是窖藏的剑南烧春。
“范相以为,今日朝会如何?”薛居正亲自斟酒。
范质沉默片刻:“天子咳疾似有转机。”
“我问的是新政。”薛居正放下酒壶,“淮南清丈,濠州民变,王朴请斩三十九人——范相觉得,这般行事,真是治国之道么?”
刘温叟接话:“自唐末以来,天下纷乱百年,根子就在‘苛政猛于虎’。今上登基未满一季,便要清丈田亩、清查隐户,这与当年王莽改制何异?只怕逼反的不仅是淮南豪强,更是天下士民之心。”
范质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缓缓道:“诸位有话,不妨直说。”
三人对视一眼。
李昉开口:“范相,你是先帝托孤之臣,当知为臣者不仅要从君命,更要以正道匡扶君心。今上……毕竟久在民间,登基又受奸人投毒所害,心性难免偏激。吾等身为老臣,岂能坐视新政过急、动摇国本?”
“所以?”
“所以,”薛居正正色道,“三日后天子巡幸洛阳,政事堂留汴理事。吾等当联名上疏,请暂缓淮南新税法,先安抚民情,再图徐徐改革。此非抗旨,实乃忠谏。”
范质放下酒杯:“薛相可知,若这道联名疏递上去,天子会如何看?”
“雷霆之怒,老夫愿一身担之。”
“不是怒不怒的问题。”范质摇头,“天子会认为,朝中旧臣已结党抱团,要挟君上。届时非但新政不会停,恐怕……还要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书房里安静下来。
范质起身,走到窗前。薛府的后园里,几株桃树正打着花苞,在月色下影影绰绰。
“诸位的苦心,我明白。”他背对着三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何天子宁肯顶着‘苛政’之名,也要推行新税?”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因为国库没钱。去岁河北旱,河南涝,河东战事不断,户部存粮只够汴梁军民吃三个月。不清丈田亩,不查隐户,税收不上来,拿什么养兵?拿什么赈灾?拿什么应对契丹和北汉?”
“可也不能操之过急——”
“不急不行。”范质打断李昉,“你们只看到濠州民变,却没看到淮南十四州,已有十二州清丈完成,新增税田两万顷。这些田地往年都在谁手里?在那些不用纳粮、不服徭役的豪强手里!他们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朝廷国库空虚,边关将士连冬衣都凑不齐——这公平么?”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我知道新政伤及许多人的利益,包括在座诸位的亲朋故旧。但诸位,你我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天子要的是一个能统一天下、长治久安的王朝,不是又一个短命的后晋、后汉。”
薛居正脸色铁青:“范相是说,吾等成了阻挠统一的罪人?”
“我不敢这么说。”范质躬身一礼,“我只想说,这道联名疏,我不会签。不仅不签,我还要劝三位一句——收手吧。天子的决心,比你们想象的更坚定;天子的手段,也比你们想象的更……果决。”
回忆至此,范质苦笑。
他知道,从踏出薛府的那一刻起,他与这三位共事多年的同僚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对“何为国本”“何为臣道”的理解,已然不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