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的晋阳城,在晨光中迎来了第一缕“新风”。
三十名汴梁学子是在前日黄昏抵达的。他们从南门入城时,引发了不小的围观——这些年轻人大多十七八岁年纪,穿着清一色的青衿儒衫,头戴黑色方巾,尽管车马劳顿面色疲惫,但眼神里都闪着一种晋阳本地读书人少有的、未经磨折的光亮。
带队的是国子监司业陆文远,一个四十出头、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官。此刻他正站在劝学所正殿前,看着眼前黑压压挤满院落的孩童,眉头微皱又缓缓舒展。
“陆司业,”郑清源迎上前,拱手施礼,“一路辛苦了。”
“郑先生客气。”陆文远还礼,目光仍被那些孩童吸引,“这便是……劝学所的学生?”
“正是。”郑清源引他往殿内走,“现有学生两千一百三十七人,按坊里分为四十二班。每班五十人左右,但先生……算上老朽,只有十三人。”
陆文远脚步一顿:“十三人教两千人?”
“所以陛下才派诸位来。”郑清源苦笑,“实不相瞒,老朽这些日子,做梦都在备课。”
说话间,两人已走进正殿。这里原是文庙的偏殿,如今摆满了粗糙的长条木桌木凳。墙壁新刷了白灰,但墙角还有雨水渗过的黄渍。最前方立着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书案,权充讲台。
陆文远走到讲台前,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木面。他想起汴梁国子监那光可鉴人的紫檀木讲案,想起藏书阁里汗牛充栋的典籍,再看着眼前这简陋却充满生气的所在,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陆司业,”一个年轻学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们……真要在这里教书?”
陆文远转身。说话的是太学上舍生周淳,父亲是户部侍郎,平日眼高于顶。此刻他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怎么,周公子觉得委屈?”陆文远声音平静。
“学生不敢。”周淳嘴上这么说,语气却不服,“只是此地如此简陋,我等在汴梁所学的经义策论,这些孩童怕是……”
“怕是什么?”又一个声音响起。众人回头,见是学子中年纪最长的陈启明——他其实也不过二十二岁,但因家境贫寒,在国子监半工半读多年,眉眼间已有了风霜之色。
陈启明走到窗边,指着外面那些伸长脖子往里张望的孩童:“周兄且看,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三,最小的才五六岁。他们当中,许多人可能祖辈都是匠户、佃农,从未碰过书本。你我今日在此教他们识字、算数,或许三五载后,他们中就能出几个账房、书吏,甚至……秀才。”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这比在汴梁参加十次诗会、写百篇华章,更有意义。”
周淳脸涨得通红,想反驳,却被陆文远抬手制止。
“都去安顿吧。”陆文远环视众人,“住处已经安排好,就在文庙后院的厢房。八人一间,被褥用具都是新的。今日休整,明日开始授课——每两人负责一班,具体分派,晚饭后公布。”
学子们行礼退下。郑清源看着他们的背影,轻声对陆文远道:“陆司业,这些公子哥儿……真能吃得下苦?”
“吃不下也要吃。”陆文远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离京前,陛下亲自召见,说了八个字:‘纸上得来终觉浅’。陛下要的,不是他们在此镀金,是要他们真正明白——大周的根基不在汴梁的亭台楼阁,在这些孩童认字的眼睛里,在这些百姓刚分到的田亩间。”
郑清源肃然。他接过文书,是学子们的履历和特长记录。翻到某一页时,他忽然“咦”了一声。
“这个叫陆明远的学子……”
“是犬子。”陆文远神色淡然,“今年十七,刚入太学。临行前他母亲哭了一夜,说他从未离家。我说,正因从未离家,才更该来。”
郑清源看着履历上“擅算学、工书画”几个字,又抬头看看陆文远,忽然明白了这位司业为何亲自带队。
这是把自己的骨肉,也押在了晋阳这片新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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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辰,劝学所西侧的抄书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二十几个贫寒士子正伏案疾书。他们大多是晋阳本地的读书人,有的考过童生,有的连童生都没中,只能靠替人抄书、写信勉强糊口。现在劝学所以每千字五文钱的酬劳雇他们抄课本,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卢文翰坐在角落的桌前,握笔的手很稳。他抄的是《千字文》,已经抄到“果珍李柰,菜重芥姜”。字迹端正秀气,看得出下过苦功。
“卢公子,”旁边一个中年士子凑过来,压低声音,“您……真在这儿抄书?”
卢文翰笔下不停:“为何不能?”
“您可是卢家的二公子!”那士子讪笑,“这种粗活,让咱们这些穷酸做就是了。您该在正殿那边,帮着郑先生管管事……”
“管事也要从基础做起。”卢文翰终于停笔,抬头看了他一眼,“何况抄书怎么就是粗活了?这些课本,将来要发到两千多个孩子手里。他们捧着的,是你我的字迹。这责任,比管账目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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