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该是万象更新的日子,但紫禁城内却弥漫着肃杀之气。刘璟通敌案在年前爆发,经过三司半月会审,铁证如山。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成了审判台。刘璟、其子刘琏、姻亲周大富等二十三人,被锦衣卫押至奉天殿前。文武百官肃立两侧,鸦雀无声。
朱允熥端坐龙椅,面色沉静。他身着十二章衮服,头戴十二旒冕,虽年仅十三,但经过去年北征、海战、朝争的历练,眉宇间已有了超越年龄的威严。
“带人犯。”当值太监高唱。
刘璟等人被押入,跪倒一片。刘璟已不复往日从容,官袍褶皱,发髻散乱,但眼中仍存一丝不甘。
“刘璟,”朱允熥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掌监察之权,却通敌卖国,将厦门防务泄露于葡萄牙人,致厦门军民死伤数千,港口被毁。你,可知罪?”
“臣……”刘璟抬头,嘶声道,“臣冤枉!那些所谓证据,皆是构陷!是李景隆、方孝孺一党,欲清除异己,栽赃陷害!”
“构陷?”朱允熥从御案上拿起一叠供词,“这是你府上管家、长随的供词,言你自去年十月起,与泉州商人周大富密会七次,收受其黄金五千两,白银三万两,为其走私盐引、货物提供庇护。周大富已供认,他通过暹罗商人,与葡萄牙总督阿方索联络,将厦门防务图、水师调动情报,以密信送出。人证、物证、赃银俱在,你还敢狡辩?”
刘璟脸色煞白,但仍强撑:“即便臣有过,也只是受贿,绝非通敌!那防务图……是周大富偷去的,与臣无关!”
“无关?”朱允熥冷笑,又拿起一份信,“这是从被俘的葡萄牙军官身上搜出的,你的亲笔信,上有你的私印。信中说‘明国水师主力分驻松江、福州,厦门空虚,可速取’。刘璟,你的字迹,朕认得。你的私印,朕也认得。还需要朕将葡萄牙俘虏带上殿,当面对质么?”
刘璟彻底瘫软,以头抢地:“臣……臣一时糊涂!臣只是恨新政误国,欲借外人之力,阻其推行……臣绝无卖国之心啊!”
“借外人之力,阻挠国策,这不是卖国是什么?”朱允熥拍案而起,“刘璟,你读圣贤书,却行此禽兽之举!厦门数千冤魂,皆因你而死!你还有脸说无卖国之心?”
满朝文武,无论立场,皆面露鄙夷。通敌已是重罪,事败后还百般抵赖,更是无耻。
“陛下,”方孝孺出列,“刘璟通敌卖国,罪证确凿,按《大明律》,当凌迟处死,家产充公,子弟流放三千里。其党羽周大富等,斩立决。请陛下圣裁。”
“臣附议!”“臣附议!”
一片附议声中,朱允熥缓缓坐回龙椅,沉默良久,才道:“刘璟,你曾为朕师,授朕经义。朕实不愿见此结局。然国法如山,不可废弛。着,刘璟凌迟,周大富等斩立决。刘璟子弟,流放琼州,永不许还。家产充公,拨付厦门重建。至于其党羽……凡涉案者,一律严查,绝不姑息。”
“陛下圣明!”
刘璟被拖出时,已如烂泥。周大富等人哭嚎求饶,但无人怜悯。
退朝后,文华殿。朱允熥独留方孝孺、徐辉祖、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于谦。
“刘璟虽除,其党羽未尽。”朱允熥揉着眉心,“朝中还有多少人,表面恭顺,暗怀异心?”
“陛下,”于谦肃然道,“臣已查实,与刘璟往来密切者,有二十七人,其中五品以上官员九人。是否一并拿下?”
“分而治之。”方孝孺道,“首恶已惩,余者可分化。凡有悔过之心,愿戴罪立功者,可暂留用,以观后效。如此,既肃朝纲,又不致动荡。”
“就依方师傅。”朱允熥点头,“此事由于谦主理。记住,要稳,莫要牵连过广。”
“臣遵旨。”
“徐将军,海疆如何?”
“李太师已收复厦门,正督修港口,抚恤军民。葡萄牙残部退至台湾鸡笼,与荷兰、西班牙据点相邻。陈瑄水师驻防澎湖,严加戒备。”徐辉祖顿了顿,“然据探子报,阿方索在满剌加重整舰队,又得葡王增援,战舰已达四十艘。开春后,恐再犯。”
“李太师那边,需要什么?”
“战船、火炮、粮饷。”徐辉祖道,“松江船厂新船三月可成,但火炮不足。神机营存炮,已尽数调往水师。若再要,需等格物院新炮铸成,至少需半年。”
“那就等。”朱允熥决断,“告诉李太师,固守海疆,不必急于求战。待新船、新炮就位,再图进取。另外,给周王叔去信,铁路务必加紧,早日通至大同。陆上稳,海上才能放手一搏。”
“是!”
“新政诸事,进展如何?”
方孝孺呈上奏报:“铁路济南至德州段已通,德州至保定段,因寒冬暂停,开春即复工。实学贡院松江、苏州、杭州三处,首场考试共取二百人,已分派各衙、各厂。市舶司去岁税收,总计二百八十万两,扣除各项开支,净余八十万两,已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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