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是在一个阴冷的上午。天色低沉得像一张厚毯子,街道上没了往常的喧嚣,稀疏的车灯在湿润的空气里拖出长长的光带。老魏的家就在城郊,那种小路两旁常见的低矮平房,院子里有几棵枯树,叶子已落得七零八落。那里本该热闹的日子,此刻却只剩下几个人的脚步声。
人来得很少。按传统,当地邻居会挨家挨户传出消息,亲戚朋友会赶来,可这一回,声响都被雨夜和那场倒塌埋了。村口的墙壁上挂着黑色的挽联,纸张被夜雨打得发软。灵堂前的一张凳子上放着老魏平日里常用的那只水杯,杯沿还有指甲印的痕迹,像被什么最后一次按住。
长河来得比大多数人都早。他的西装上还有昨夜没擦净的泥渍,衬衣的领口不整,手臂上有干了的血迹——不是他的血,昨夜他在废墟里抬着、推着、试着把那块铁皮掀起来时,手被划破了。他站在灵前,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老魏笑得很憨,牙齿不整,眼角有深深的皱纹,像一串老旧的年轮。
几个工人围成一圈,彼此之间沉默着。老白站在最靠近灵位的地方,他的眼神里有硬硬的东西,很像平常拧木头时的力气。老王的手一直抠着拳头,指节都白了。他们来了,可不是很多,每个人都像带着一块没有地方放的沉重。还有几个邻居,带着些茶叶和一盒香,站在角落里,脸上有疲惫,也有不敢直视的惶惑。
灵堂上还摆着县里送来的那种简单的花圈,白色的菊花淡淡散着苦香。供桌上摊着几样简单的冷菜,有人端着纸杯低声给父母递水,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什么。长河站得有些远,他的手心里攥着那张便签,便签已经被折得很旧,字迹有些褪了色——“记住工艺,记住人”。他把便签摊在手心里,握得紧,像要把它烧成灰也不放手。
葬礼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只有一位老村长念了几句,经文里带着口音,节奏慢悠悠。话语在小屋里回荡,像是想把人们的心拴住,但是每一句都穿不透那股寒。人们一边念,一边磕头,动作很机械,像做过很多次的套路。长河跟着磕了三个头,头碰到地的那一刻,泥土的湿气从地里透上来,他的整个身体像被什么拽住,僵住了。
有人在旁边低声说了些话题——赔偿、保险、调查、基金的态度、公司接下来的公关——这些现实的词语像冷风割过,狠狠地割开人们的隐痛。老魏的妻子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眼圈深陷。她的手里握着一条丝巾,指节发白,嘴里不断念叨着简单的话:“我们家老魏,老实巴交的……谁来照顾孩子……”声音断断续续,像线被拉短。
长河站在旁边,几次想走上前握住她的手,但每次脚步都像踏在泥泞里,迟疑。最后还是老白向前一步,替他伸出那只手,轻轻放在老太太的手背上。老太太抬头看了一眼,眼里有那种复杂的东西,既有痛,也有一种无以言说的算计。她握住老白的手,好像抓住了能把家撑住的稻草。
葬礼的流程很快,按传统要有人说几句话纪念,亲戚代表、单位代表轮流上场。轮到代表发言时,长河的名字被叫到了。他站起来,背脊有点僵,像长久坐直的弓终于要弯下去。他知道这一段发言不只是对逝者说的,也是给在场每一个人,包括远方看他的人——媒体,基金,甚至是无数在评论区里敲键盘的陌生人。
他走到灵前,低头看着老魏的照片。那眼神像要把空气里的每一寸都看穿,“你走了。”他想着要怎么说,却发现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人们的目光在他身后汇成一片,眼神里有责备、有期待,还有太多未说出的怨。
他深吸一口气,开口:“老魏……他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走哪儿都没有一件事做不踏实。他总给年轻人讲,手艺要细,活要做实。他笑着骂我,我后来才明白,那是他的方式。”他说到这儿,声音有点颤,“我欠他一次好好说‘谢谢’的机会。”
台下有人低声抽泣,有人点头。老白站在一边,肩膀轻轻颤抖,像是被抽去一块力气。长河的眼睛发热,话像是压在嗓子里的石头,一片片往外掉。
“我们……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他说,“不只是给赔偿,而是把这些事记住,别再发生。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公司的责任。我会把每一笔承诺写明,把监督放到你们能看见的地方。那些说辞不是掩饰,纸上有字,账上有数,我会把人记在心里,也写在合同里。”他的声音在冷空气里失了几分温度,可句子里的力道是真诚的。
有人在旁边低声议论,怀疑的眼神一直没有消散。老王的眼里泛着泪花,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你说你会写合同……我们听听。”声音里带着苦涩的笑。
长河知道,承诺并不等于信任,但他也必须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用具体的行动去回应。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审判的人,也像一个背负着可触及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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