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扎根城市的十年 第89章 被调查的名字

清晨的天还罩着昨夜没散尽的湿气，街道上的广告牌被雨水洗刷得黏着光。刘长河躺在宿舍里，天花板上还留着几处受潮的暗斑，像是昨晚废墟里灰尘在他脑里留下的印子。他醒来时，手臂酸得像被拉过一回长途，脑子里还塞着老魏那张静止的脸和雨里人群的叫声。手机震得厉害，屏幕上跳出一排未接来电和新闻推送，标题像刀锋一样连成一列。

他起身，穿衣，外套仍沾着昨夜的泥点。镜子里的自己比平时苍白，眼袋重得像两条小桥。他没有吃早饭，走出宿舍，空气里夹着湿泥和消毒水的味道，像医院也像工地。车间门口已经站着几辆警车和执法车，警员围着封锁带低声交谈，几个记者举着麦克风在外面转悠，旁边的群众也在窃窃私语，声音里有愤怒，有好奇，也有一种冷冷的指责。

“刘总，请跟我们到指挥中心配合调查。”站在他面前的，穿工作服的市安监局张科长，语气里没有客套，只有效率。他的眼神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那冷静像一层薄冰，正好把人推到真实的边缘。

长河点点头，没有反驳，他知道这种时候争辩无济于事。人群里有人朝他喊话，问他为什么不早疏散，为什么不修仓库，问他公司有没有安全隐患的历史记录。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压着，话到了嘴边又咽下。他能说些什么？“我也想早知道”？“我也想避免”？这些话在雨里已经被摔碎，像碎片，没法拼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调查开始得很快。安监、消防、警方、劳动局，还有媒体的镜头，都把那片废墟围了个严严实实。每个人按规矩做自己的事：警方封控现场收集证据，安监部门测量建筑残体的应力断裂点，消防员反复检查是否还有可燃残留，工会的代表在一旁登记死伤人员，记者们在外面整理出一连串的问题，等着能从他口里摘下一句可以上头条的语句。

长河被带到临时搭起的指挥帐篷里。帐篷里有张长桌，上面摆着文件夹、笔记本和一杯已经冷却的咖啡。张科长递过来一支笔和一张表格：“先做个笔录。”笔在手里很重，像他此刻肩上的责无旁贷。

笔录里问题简单直接：事故发生时间、你当时在场与否、仓库维护记录、是否有安全检查等。每答一个问题，都有人在旁边记录、点头、写字，像在用墨水把他的每一个动作定格。他回答得慢，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回答间隙，他看到帐篷外，记者们的闪光灯像海里反复闪的灯塔，把他的影子放得长长的，黑黑的，跟着他的一举一动摇摆。

上午的气氛紧张，村里、邻里的人员也陆续被带来口供。有人说仓库的梁早就有响声，有人说管理层已经被提醒过，但没得到明确回复。有人说昨天下午就有人提议停止作业，但被指示继续。不过这些说法并不单一，像拼图一样有缺口：时间、责任、细节，每一块拼起来都不太吻合，像许多证词都在不同方向摇摆。

到了中午，网络上的讨论急速发酵。昨晚的短视频被剪辑成几百种标题，标签里有“失职”“隐瞒安全”“资本优先”等字眼。曾经在他的直播间点赞、留言的支持者，也在评论里变得苛刻，甚至有些转向指责：“是什么把人命当成本？”“刘总，你们当初的壮举现在成了噱头吗？”手机里的消息像不断打来的针，一针一针扎得他心口发痛。

他站在指挥帐篷门口，看着外面越聚越多的群众，眼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孤立感。曾几何时，他以为舆论的浪潮会把他们带上一个更宽阔的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好像瞬间变成了一个刀口。他意识到，光环很薄，人们对光环的热爱远比对人的复杂责任更容易偏向热议的快感。

警方开始询问公司的账本、维护记录、以及与外包方的合同档。这些资料陈珊带走后，他只能去翻找电子邮件、审批记录和老旧的纸质备份。法务的人整天在办公室里和他对着电脑，一边过滤着能作为证据的文件，一边应对不断到来的记者询问。每当镜头外面有人高喊“谁负责”，他的心就像被铁丝勒紧。

其中有一条线索让他头疼——外包工出现在施工现场的安排和公司对外签的价格单之间存在着时间和金额上的错位。有几笔外包合同是通过第三方签订的，条款写得模糊，责任链被拉长。这是许多企业在扩张过程中的通病：用外围资源填充短期缺口，却在系统脆弱时把最危险的部分推到最薄弱的人身上。现在，这些薄弱的人被舆论和法律放大。

媒体的报道也有自己的节奏：有的镜头把焦点放在那枚昨天晚上挂在他胸口的“创业典范”奖牌，把对比做得刺眼；有的则采访工人的家属，他们的言语里是切实的悲痛和对未来账单的恐惧。这类镜头传播得特别快，观众情绪被牵动得更猛。晚上，几个曾经给他点赞的网红在直播间里讨论这件事，话题的走向让风向更加刺骨——支持的言论被冷言所替换，很多人开始质问：那些“温暖”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为了包装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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