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天灰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厂区门口的保安亭还没开灯,几个外包的货车已经排在门外,司机们坐在车里抽烟,脸上写着等待。长河走进厂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保温杯,杯子外壁还热着昨夜的江水味。他从宿舍走下来,一路上看见几个人的影子,像往常那样匆匆,但今天的匆匆里多了些沉默。
会议是在九点。方楠、赵敏、陈珊、基金的几位代表,还有公司的法务和财务都到齐了。会议室的窗帘被拉上,只有投影在墙上闪着数字和曲线。财务总监的声音清冷,像是在读一个坏消息的清单:“近一个季度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达二十点五个百分点,主要是海运与原料短缺导致。我们当前库存能支撑大概三周,之后按现有采购价补货,成本会再拉高七到十个百分点。若维持当前价格和产能,预计毛利会被压到十个百分点以下,现金流在两个月内会出现严重紧张。”
投影上的红色曲线像一条警告线。桌子两端的空气像被抽掉了一半,沉得可以捞出声音来。
老白坐在角落里,手里把玩着茶杯,茶杯上有些昨夜未洗净的木屑。他的眉头紧了起来,但没有说话。小鲁的眼睛里开始有光,但那光不像期待,更像是在计算——如果裁员,他回家要如何交代。
陈珊把手放在桌上,声音里有一种城市会计式的干脆:“我们在上个月就预见到物流端的波动,但没想到会同时击中原料和海运。基金这边经过讨论,认为在短期内必须压缩人力成本以保住现金流。我的建议是先做一轮结构优化,优先考虑外包和临时合同到期不续签,必要时做少量裁员,目标是在一个月内把人工成本降低十五到二十个百分点。”
她的话落下,会议室里有人吸气,有人轻声咳嗽。那句话里没有情绪,只有公式。
苏婉先开口,她的声音向来平静,但这次带着点紧绷:“压缩成本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只看数字。谁会被裁?按什么标准?我们必须保证老工人的基本生活。还有,工艺委员会的提案——那些工序不能随意外包,如果因为成本把关键工艺外包出去了,品牌就失去根基。”
财务叠了一下文件:“如果不降成本,资金链断裂后的后果更严重。裁员是极端方案,但在资本压力下,基金有权要求我们采取措施。这不是针对谁个人,而是公司生死问题。”
长河站在窗边,窗外是刚亮的厂区,他看着被晨雾湿润的地面。心里像被重物压着,呼吸不自觉变浅。他想到老王、想到老白、想到那些清晨一起搬木料的面孔。他想到陈珊提出裁员建议时她眼角闪的那一抹理性光,却看不到她眼底的温度。那一刻,他想起当年在地摊边修凳子的夜,想起有人把一杯牛奶递到他手里时那份简单的关照。
“有没有别的办法?”他问,声音里有点颤,“比如先暂停一些外包订单,先把产线优化,减少加班——”
赵敏打断他,说得干脆且直白:“产线已经按照最优效率运行了,减少加班会直接影响交期。外包本来就是缓冲——我们现在的价格点,必须外包一些非核心工序来压成本。否则,我们连原材料都买不起,订单无法发货。”
会议接着进入更细致的数字核算。有人举起表格,算了每个方案的现金回流和风险点。长河看着这些公式,觉得有一种距离感在拉远他与那些数字的联系。他尽力把注意力放在合约细节上,想着如果裁员成为必须,至少要有补偿机制,至少要先问问当事人的意愿。但他也清楚,话语权在那张张冷冰冰的报表和基金代表签字的震动里。
午后的阳光从窗缝里透进来,像被筛过的灰。翻来覆去的方案里,唯一的共识是:资金必须被优先保全,时间窗口很窄。陈珊提议分三步走:先实行临时减薪与工资结构调整,二是暂停部分非核心项目,三是若仍不能达标则进行必要裁员。她的方案有一行字被人放大写在投影上——“优先保护核心业务与品牌形象”。
“临时减薪?”老王在角落里冷不防地问,声音里带着不确定,“要减多少?怎么保证不是老是先对工人下手?”
方楠翻着表格,语气有些疲惫:“减薪是短期措施,比如全员减薪五到十个百分点,但对管理层有差别化。对于关键岗位,比如工艺委员会的成员,会有豁免或补偿安排。关键是要把现金流稳住。”
老白听到“减薪”两个字,手里的杯子微微滑动,茶水晃了几下。他的嘴巴动了一下,最终只嘟囔:“现在还得算账了……”
会议延伸到傍晚,讨论从技术性方案逐渐移到人事细节。每当话题和某个名字近距离相撞,房间里就会静一静。有人提议把“暂缓安排”的人先转到仓储或质检线,给他们技术培训,等外包需求恢复再回到主线;有人建议设立短期救济基金,用一部分高层收入抵补被裁人员的生活成本。提案一个接一个,但每一项都像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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