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冷沉得像铁。仓库门口的灯还剩一点余光,照着地上那些被夜风吹乱的纸屑。他打开门,先把昨天没收拾完的碎木屑扫了两把,手臂酸得像被拉长了一下。外面已经有人在转悠了,不是顾客,是那群他熟悉的面孔:拾荒的人、街头的老人、几个没固定住处的年轻人。天微亮,他们就像被某种本能召唤来,等着看今天能不能有点儿事做。
他招呼了个头,声音里有种不自觉的歉意:“早。”
有人应声过来,是王大爷,一个在城市边缘拾废品多年的人,脸上布满了皱纹,手指粗糙。他拄着拐杖,走得慢,但眼睛亮着,“长河,你这儿真要开工坊?”
“行了,我租了仓库,想做旧家具翻新,先小批量做些样品。要是行,我想让你们来帮忙。”他说得很随意,但话被早晨的冷气压得很实在。
王大爷瞅了瞅他衣服上还带着的旧灰尘,点点头:“好啊,我这手还能稳着。别小看拐棍底下那手劲儿。”
还有个年轻人叫小刘,皮肤黝黑,头发乱蓬蓬,晚上经常在桥下睡觉。听说有活干,他眼睛里立刻有了光,像把往常的麻木抽开一点:“哥,我会搬东西,会抬砖,也会擦玻璃,能学活儿。”
他看着这群人的眼神,心里有点软。他记得当初自己也是从这种眼神里爬出来的——不是一下子,而是被一点一点拉着走。他想,如果把这些人叫来一起干,不只是拿人手,更像是把一群被城市边缘化的人重新拼到一个能见人的位置上。于是他下定决心,开了口:
“行,你们先别走。今天先试几样简单活儿,抛光、打砂、装配。工资按天算,先发半天的预支,剩下的按完成算。谁要是诚心干,我也教手艺。”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像收到了信号,表情里先是惊讶,然后慢慢转成一种复杂的期待。王大爷摸了摸下巴,带着点儿自嘲地笑:“你这是要把拾荒的人也正规化啊?”
“正规点总没错。”他笑着应,“先吃饭再干,谁先吃谁先干活儿。”
几个人围着桌子,有的拿出刚买的馒头,有的拿着昨日余下的面包,互相把食物分着吃。老规矩,先喂饱肚子才有力气。他看着这些人吃饭的样子,觉得自己做了件对的事,头脑却没放松——账目要清楚,材料要票据,质量要过得去。他知道,给人机会和保人尊严是两回事,弄得不踏实,别人反而会更难做人。
第一个任务是最琐碎的:把一批旧椅子的漆面打砂,让表面粗糙,便于上漆。这个工作不需要太多技术,但很累,手要一整天不停地摩擦。长河把砂纸和电砂机分发开来,演示了正确的打磨手势,强调安全和节奏:“别太急,手一热,砂纸就把木头磨薄了。稳一点,按节奏来,一米有个节拍。”
王大爷则负责教人如何辨别木材的接合点,他用拐杖打了个拍子,“你看这地方连得松了,得先加木榫。不是光上螺丝,得让木头服软了再合。”讲的时候,他的手指动作朴实,像是在秀一门老活儿。那些年轻人盯着学,眼里有一种被重视的认真。
最早的尴尬在午饭时爆发。有人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怀疑自己的工钱有没有保证,便直言问他:“长河哥,要是不行,是不是我们白跑一趟?”
他放下筷子,眼神很认真:“大家别担心这点儿。先试三天,三天之后按产值结算,大家有问题就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你们有权走人。”
这话说得硬,却也给了他们面子。有人点头,有人沉默。这些沉默并不代表不信任,是他们多年生存下来的警觉。他懂了这一点,就更小心地把事情做成透明:谁干了多少,到哪儿去拿材料,谁先领半天的预支,都是在公开的账本上写明。
午后热得快。车间里电砂机的嗡嗡声、锉刀碰木的清脆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粗糙但有节奏的歌。小刘一边打磨一边学着王大爷的动作,手法从笨拙慢慢有了点儿节奏。他的脸上渗出汗来,汗水沿着脸侧滑到脖子后面,他擦了擦手,笑了一下:“原来我还能干点正经活。”
王大爷看见他笑,拐杖拍地,拍得木板微微颤一下,“别光笑,手艺学着点,别把力气都用错了。学会了,这活儿以后能稳定些。”
长河在一旁观察,心里在算账:给人尊严,是要付出一些成本的,但这种成本不是纯粹的金钱,更多是时间和耐心。他把这算作投资——有一天如果业务上去了,这批人就是他可靠的后备力量,而现在,这批人需要的是一种被接纳的可能。
有人犯错,刮掉了椅背多一层木纹,心里愧疚得低着头。他走过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没事,返工。别灰心,手艺就是反复练出来的。”他说着,眼里有种不大声的严厉和安慰并行。
午后的阳光透过仓库的天窗,光线斜塌在地上,灰尘在光束里像一点一点移动的星辰。随着日子的推移,他们的动作更熟练了。小刘学会了用夹具固定椅腿,老王学会了如何把旧把手抛光到不刺手的程度。陈库教了人们怎样把脱胶的接缝用细砂纸打磨再加胶,这样上漆后看不出痕迹。每个小技巧被记录在一个薄薄的笔记本里,笔迹不整齐,却是真实的积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