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风像刀子一样在废弃工地里横着刮。混凝土的味道、干枯的草和旧木头的霉味混在一起,像座城被翻了一页旧报纸。他坐在一堆碎砖上,外套的拉链没拉好,肩膀往前塌着,手里攥着那把仓库的钥匙,指节有点白。
四周安静得奇怪,偶尔有辆车远远开过,低沉的引擎声被高楼群吞掉。脚手架上有几块塑料布被风吹起,拍打着像人类的呼吸。他看着这些,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有人把日子切成薄片,扔在眼前。
公司被查封那天发生得快,文件一来就像下了死令。仓库的门被贴上封条,工人的手机号一个接一个沉默,材料商把货车开回去,老白坐在宿舍里发愣,像一根被拔起的树桩。现在只剩下这些废墟和一群从生活里被抽掉节奏的人。
他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学会在灾难来临时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表面上的镇定,像个演员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一种是下面的震荡,像水下的涡流。今晚他两样都有。张嘴却不出声,腿却抽搐着想把东西甩掉。衣角上还有点灰,那些灰他都看过无数遍,却像新近的记忆,一直落到心口。
人散了以后,最先有人走的是那些没孩子没房的。出发那晚,天还亮着,几个师傅背着工具包,没舍得跟他说太多,挥挥手就走了。后来是收不到钱的年轻人,他们打了几个车票,像跑票样离开。老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他也沉默地收起自己的事情,说了句“你好自为之”,就走了。留在最后的是小鲁和陈库,两个人像他影子的延长,眼神里有的东西慢慢灰了,但没走。
天色开始偏白了。废弃工地里灰蒙蒙的光把一切包括他的影子拉得更长。他把钥匙握得更紧,觉得暖意从指缝里溢出来一点也好像假的。他翻开口袋,把张叔给他的那本小本子和那张纸摸出来,纸角已经被磨得软了。字迹歪扭,四个字——别做畜生——像个小锚,拴在他心里动不了。
他把纸摊在膝上,指尖沿着字迹走了一圈。回想起来,张叔那天握他的手,手上还有塑料瓶挤出的硬茧,摸着那手他曾经想把整个人都交给一种安稳。现在纸在手,他又想起了房东太太在站台上说的那句“你会有出息”,仿佛那是别人的期待,是外面世界投来的光,压在胸口像块泥。
他闭上眼,试图数呼吸。数到二十,脸颊开始有点热,像是快要哭又没出声。城市在下边亮起来,一栋楼一栋楼像是在慢慢点灯的棋盘,那些灯光跟他没关系,但他却觉得它们在看着他。看他有没有准备好再一次爬起来。
记忆像松动的瓷片,点点掉落。他想起第一次带小队去外地做活,凌晨四点起床,大家围着一点稀有的豆浆,互相把手擦干;想起老白在工地上把手拍在墙上说“这砖得压死”,然后笑着把嘴抿成一条线;想起张叔在冬天把一包饼干递给他时那种眼神,像在说“别人都得活下去”。这些零星画面堆在一起,像一座小房子被反复修补,却从没真正关好门窗。
天边一点点亮,光慢慢把废墟的轮廓描清楚。他看见不远处那栋半拆的楼层上有几只鸽子栖着,偶尔扇了一下翅膀,带起一小缕尘土。他站起来,腿有点软,像被睡意拖住。他绕着那片废墟走了一圈,脚踩在碎石上发出脆响。每一步都像是在问自己:还能做什么?
有人会说,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机会最密集的时刻。听着很像箴言,但今晚他不想听箴言。他想要的是手边的具体东西:钱、联系人、一条能活下去的路。他想到银行里冻结的账户,想到被举报的匿名截图,想到赵大军那张笑脸。那笑脸像根刺,扎在脊背上,让他不能直腰。
首日的无助后,第二天开始有人打电话来——律师、甲方、还有几个老客户。他接起电话的时候,嗓子哑,声音像被风刮过。律师说“先别急着动,咱把材料备齐,做申诉”;甲方说“先暂停,我们有程序”;老客户说“你们先稳住,我看看别的队能不能接”。这些话都像在纸面上流动,离现实有些遥远。真正的现实是:封条贴了,车辆不能动,账上钱提不出来,嘴里有一堆要交代的欠条。
他走到工地角落,翻开那本小本子。小本子里有张叔记录的捡瓶点,也有他自己记的材料单和几句笔记:“油钱三百,铁架二十件,先垫三成,月底结算。”这些数字看着小,却像弹簧,经不起一记猛击。现在那弹簧被压住,声音沉闷。
人到了绝境,有时会本能地想起家乡。他记起村里那间老屋,土墙起皮,门槛低得总是能一脚踏进春天。村头有口老井,井水冬天也不结冰。他记得小时候下雪,和邻居家的孩子把手摁在一起取暖;记得父亲用破旧手套把鸡蛋捧给他,说“挣点钱,别让姐弟饿着”。那些画面像旧录音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声音有些粗糙但总是真切。
他甚至想过回去,想回去把老屋粉刷一遍,种几棵菜。想回去的念头并不光是逃避,更多是想找回一种原始的倚靠:土地对人的回应是直接的,种下去就会有收成;而城市给人的回报常常要通过许多人名和文件。可回去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把那些还在等他的人扔下。他迟疑着,从没真正想过自己会这样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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