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2日凌晨,西郊棉纺厂家属院的哭声被沙尘压得断断续续。张建国站在第三具受害者李红的家门口,军大衣上沾着的沙粒簌簌往下掉,眼前的场景让他胃里一阵翻腾——李红倒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青菜,脖子上的伤口比前两起案件更深,鲜血浸透了浅蓝色的工装裤,在水泥地上积成了暗红色的水洼。
“张队,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致命伤还是颈部锐器伤,颈动脉和气管全断,凶器应该是同一把长刀。”老周蹲在尸体旁,口罩上沾着血点,“身上有三处淤青,分别在手腕和肩膀,是控制时留下的,没有性侵痕迹,跟之前两起案子的作案手法完全一致。”
技术科的老陈正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张队,找到鞋印了,还是42码解放牌皮鞋,‘回’字形纹路,跟王丽案现场的鞋印能对上。另外,客厅的桌子上有张纸条,跟之前的威胁纸条一样,用铅笔写的‘还没完’。”
张建国走过去,拿起纸条。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铅笔字迹依旧潦草,只是这次的“还”字写得格外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他捏着纸条的手指泛白,心里的火气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短短半个月,三起命案,凶手像幽灵一样在白银的家属院游走,专挑手无寸铁的女工下手,还一次次留下挑衅的纸条,而他们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摸到。
“小李,联系棉纺厂保卫科,立刻调取李红的档案,查她的同事、社会关系,特别是有没有被跟踪的情况。”张建国的声音带着疲惫,却依旧坚定,“另外,通知所有巡逻组,把棉纺厂家属院周边三公里范围都划为重点区域,逐户走访,任何42码脚、穿解放牌皮鞋的男性都要登记,不能漏掉一个人。”
小李刚要转身,棉纺厂的保卫科长老张就匆匆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本职工档案:“张队,李红的档案来了!她今年30岁,是梳棉车间的女工,老家在陕西,三年前跟丈夫离婚后就一个人住,平时性格很开朗,跟同事关系都不错,没听说跟人结过仇。”
“她有没有提过被跟踪?或者看到可疑人员?”张建国追问。
老张想了想,脸色凝重起来:“好像有!上周车间开安全会,李红跟我说过,她最近下班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她,那个人穿深色外套,戴帽子,跟在她后面不说话,她加快脚步,那个人也加快脚步,她跑,那个人也跑,直到她冲进家属院才敢回头,可回头又没人了。我让她跟你们报警,她说说不定是自己想多了,就没报……”
又是跟踪!张建国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崔金梅、王丽、李红,三个受害者都在案发前被跟踪,都没报警,凶手正是抓住了她们的侥幸心理,一步步靠近,最终下手。如果她们能早点报警,或许就能避免悲剧,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老张,你把李红同班组的同事都叫过来,我要一个个问。”张建国睁开眼,“特别是跟她一起下班、或者知道她被跟踪的人,一定要找到。”
上午八点,棉纺厂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李红的同事,十几个女工挤在一张长桌旁,大多红着眼眶,有的还在偷偷抹眼泪。张建国坐在主位,面前摊着笔记本,小李在旁边记录。
“谁跟李红关系最好?或者最近跟她走得近?”张建国的目光扫过众人。
一个穿粉色工装的女工举起手,声音带着哭腔:“我跟她关系最好,我叫赵兰。李红上周跟我说过被跟踪的事,她说那个人好像知道她的下班时间,每天都在厂门口的公交站等她,她换了下班路线,那个人还是能跟上她。”
“她换了什么路线?”张建国立刻追问。
“之前她下班走 Main Street,后来换成了文化路,可走了两天,她说那个人又跟到文化路了。”赵兰擦了擦眼泪,“她还跟我说,那个人好像认识她,知道她的名字,有一次她在菜市场买菜,那个人跟卖菜的阿姨问‘李红今天来了吗’,她听到后吓得赶紧跑了,之后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菜市场。”
“你知道她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没有男性追求她?”
赵兰摇了摇头:“李红离婚后就没找对象,她说不想再结婚了,只想好好上班。她性格那么好,跟谁都没红过脸,怎么会得罪人……”
张建国又问了其他同事,得到的信息都差不多——李红性格开朗,没结仇,没被追求,只提到了那个神秘的跟踪者。他让小李留下继续走访,自己则带着老陈去李红家周边勘查。
李红家住在棉纺厂家属院的最西边,旁边是一片荒地,荒地上长满了野草,被沙尘吹得东倒西歪。老陈蹲在荒地边缘,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张队,你看这里。”
张建国走过去,看到荒地里有一串清晰的脚印,还是42码解放牌皮鞋印,从家属院的后墙延伸到荒地深处,最后消失在一条小路上。小路通向远处的国道,路面坑坑洼洼的,满是车轮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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