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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2日凌晨，西郊棉纺厂家属院的哭声被沙尘压得断断续续。张建国站在第三具受害者李红的家门口，军大衣上沾着的沙粒簌簌往下掉，眼前的场景让他胃里一阵翻腾——李红倒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青菜，脖子上的伤口比前两起案件更深，鲜血浸透了浅蓝色的工装裤，在水泥地上积成了暗红色的水洼。
“张队，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致命伤还是颈部锐器伤，颈动脉和气管全断，凶器应该是同一把长刀。”老周蹲在尸体旁，口罩上沾着血点，“身上有三处淤青，分别在手腕和肩膀，是控制时留下的，没有性侵痕迹，跟之前两起案子的作案手法完全一致。”
技术科的老陈正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张队，找到鞋印了，还是42码解放牌皮鞋，‘回’字形纹路，跟王丽案现场的鞋印能对上。另外，客厅的桌子上有张纸条，跟之前的威胁纸条一样，用铅笔写的‘还没完’。”
张建国走过去，拿起纸条。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铅笔字迹依旧潦草，只是这次的“还”字写得格外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他捏着纸条的手指泛白，心里的火气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短短半个月，三起命案，凶手像幽灵一样在白银的家属院游走，专挑手无寸铁的女工下手，还一次次留下挑衅的纸条，而他们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摸到。
“小李，联系棉纺厂保卫科，立刻调取李红的档案，查她的同事、社会关系，特别是有没有被跟踪的情况。”张建国的声音带着疲惫，却依旧坚定，“另外，通知所有巡逻组，把棉纺厂家属院周边三公里范围都划为重点区域，逐户走访，任何42码脚、穿解放牌皮鞋的男性都要登记，不能漏掉一个人。”
小李刚要转身，棉纺厂的保卫科长老张就匆匆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本职工档案：“张队，李红的档案来了！她今年30岁，是梳棉车间的女工，老家在陕西，三年前跟丈夫离婚后就一个人住，平时性格很开朗，跟同事关系都不错，没听说跟人结过仇。”
“她有没有提过被跟踪？或者看到可疑人员？”张建国追问。
老张想了想，脸色凝重起来：“好像有！上周车间开安全会，李红跟我说过，她最近下班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她，那个人穿深色外套，戴帽子，跟在她后面不说话，她加快脚步，那个人也加快脚步，她跑，那个人也跑，直到她冲进家属院才敢回头，可回头又没人了。我让她跟你们报警，她说说不定是自己想多了，就没报……”
又是跟踪！张建国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崔金梅、王丽、李红，三个受害者都在案发前被跟踪，都没报警，凶手正是抓住了她们的侥幸心理，一步步靠近，最终下手。如果她们能早点报警，或许就能避免悲剧，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老张，你把李红同班组的同事都叫过来，我要一个个问。”张建国睁开眼，“特别是跟她一起下班、或者知道她被跟踪的人，一定要找到。”
上午八点，棉纺厂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李红的同事，十几个女工挤在一张长桌旁，大多红着眼眶，有的还在偷偷抹眼泪。张建国坐在主位，面前摊着笔记本，小李在旁边记录。
“谁跟李红关系最好？或者最近跟她走得近？”张建国的目光扫过众人。
一个穿粉色工装的女工举起手，声音带着哭腔：“我跟她关系最好，我叫赵兰。李红上周跟我说过被跟踪的事，她说那个人好像知道她的下班时间，每天都在厂门口的公交站等她，她换了下班路线，那个人还是能跟上她。”
“她换了什么路线？”张建国立刻追问。
“之前她下班走 main Street，后来换成了文化路，可走了两天，她说那个人又跟到文化路了。”赵兰擦了擦眼泪，“她还跟我说，那个人好像认识她，知道她的名字，有一次她在菜市场买菜，那个人跟卖菜的阿姨问‘李红今天来了吗’，她听到后吓得赶紧跑了，之后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菜市场。”
“你知道她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没有男性追求她？”
赵兰摇了摇头：“李红离婚后就没找对象，她说不想再结婚了，只想好好上班。她性格那么好，跟谁都没红过脸，怎么会得罪人……”
张建国又问了其他同事，得到的信息都差不多——李红性格开朗，没结仇，没被追求，只提到了那个神秘的跟踪者。他让小李留下继续走访，自己则带着老陈去李红家周边勘查。
李红家住在棉纺厂家属院的最西边，旁边是一片荒地，荒地上长满了野草，被沙尘吹得东倒西歪。老陈蹲在荒地边缘，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张队，你看这里。”
张建国走过去，看到荒地里有一串清晰的脚印，还是42码解放牌皮鞋印，从家属院的后墙延伸到荒地深处，最后消失在一条小路上。小路通向远处的国道，路面坑坑洼洼的，满是车轮印。
“凶手是从后墙翻进来的，作案后从荒地逃走，沿着小路去了国道。”老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这条小路平时没人走，除了附近的农民，很少有人知道。凶手能找到这条小路，说明他对这一带很熟悉，可能住在这里，或者经常来。”
张建国点了点头，目光看向国道的方向。国道上偶尔有卡车驶过，扬起漫天沙尘，根本看不清人影。他知道，这条线索又断了——凶手太熟悉地形，总能找到逃跑的小路，而他们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只能靠着脚印和纸条一点点摸索。
中午十二点，张建国回到公安局，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技术科的同事抱着一堆东西进来了——全是解放牌皮鞋和羊毛劳保手套。
“张队，我们从市区所有的国营厂保卫科都借了样品，这是机床厂、农机厂、棉纺厂的解放牌皮鞋，还有各厂发的羊毛劳保手套，都是最近两年发的，跟现场的鞋印和纤维比对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匹配的。”老陈把皮鞋和手套放在桌上，“另外，省厅那边传来消息，崔金梅案和王丽案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确定是同一个人，A型血，但还是没找到嫌疑人数据库里的匹配信息。”
张建国拿起一只解放牌皮鞋，鞋底的“回”字形纹路跟现场的鞋印一模一样。他又拿起一副羊毛劳保手套，用手指摸了摸，纤维跟现场提取的一致。“问题是，每个国营厂都发这种皮鞋和手套，几乎所有工人都有，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厂的？”
“我们可以查鞋底的磨损程度和手套的使用痕迹。”老陈拿出放大镜，“现场的鞋印磨损比较严重，特别是鞋跟和鞋底边缘，说明这双鞋已经穿了很久，至少一年以上。手套的纤维有轻微的机油味，可能是在工厂里接触过机油的工人。”
“机油味……”张建国眼前一亮，“机床厂和农机厂的工人经常接触机油，棉纺厂和针织厂的工人很少接触机油！凶手很可能是机床厂或农机厂的工人！”
“对！”老陈点点头，“而且现场的鞋印磨损严重，说明凶手经常走路，或者经常在粗糙的地面上活动，比如荒地、工地，而机床厂和农机厂的工人有时候需要去户外检修设备，符合这个特征。”
张建国立刻召集所有排查小组的负责人：“现在缩小排查范围，重点查机床厂和农机厂，42码脚、A型血、穿了一年以上解放牌皮鞋、手套有机油味的工人，特别是住在纺织厂、东山路、棉纺厂家属院周边的人，逐户走访，每个人都要见面，核对不在场证明，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下午一点，排查工作全面展开。张建国亲自带着一组人去机床厂，跟厂保卫科一起，拿着职工名单，逐个核对。机床厂有两千多个工人，符合条件的有56人，他们分成14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4个人，挨家挨户走访。
张建国负责的小组有4个工人，第一个叫王强，32岁，车床工，住在东山路家属院附近。张建国和小李找到他家时，他正在家里吃饭，看到警察来了，有点紧张：“警察同志，找我有事吗？”
“我们在查一起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张建国走进屋里，目光扫过门口的鞋架——上面放着一双解放牌皮鞋，42码，鞋底磨损严重，跟现场的鞋印很像。“这双鞋是你的吗？穿了多久了？”
王强点点头：“是我的，穿了两年多了，厂里发的，一直没换。”
张建国又看了看桌上的手套，是羊毛劳保手套，上面沾着机油：“你的手套平时放在哪里？有没有借给别人过？”
“就放在工具箱里，没借给过别人，我每天上班都要戴。”王强的声音有点发颤，“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我可没干坏事！”
“我们只是例行排查。”张建国拿出笔记本，“6月10号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你在哪里？有没有人能证明？”
“6月10号？”王强想了想，“那天我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直在厂里上班，同事都能证明，我中途没离开过车间。”
张建国让小李记下王强的话，又去机床厂核实了他的夜班记录，确实有同事证明他没离开过车间——王强的嫌疑排除了。
接下来的三个工人，要么有不在场证明，要么血型不符，都排除了嫌疑。张建国带着小组继续走访，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跑了20多家，累得口干舌燥，却没找到一个可疑人员。
晚上八点半，张建国回到公安局，食堂已经没饭了，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刚吃了两口，小李就匆匆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笔录：“张队，农机厂那边有个叫孙卫国的工人，嫌疑很大！他42码脚，A型血，穿了三年的解放牌皮鞋，手套有机油味，住在棉纺厂家属院附近，6月12号晚上（李红案案发时间）他请假了，说在家睡觉，可他邻居说，那天晚上没看到他在家，他家的灯一直没亮！”
张建国立刻放下方便面，抓起外套：“走，去孙卫国家！”
孙卫国家住在棉纺厂家属院西边的一个小平房，距离李红家不到一公里。张建国和小李赶到时，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只有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一点光。
“孙卫国！开门！我们是公安局的！”张建国敲了敲门，没人回应。
小李趴在窗户上往里看：“张队，屋里好像没人，桌上的碗还是空的，像是很久没住人了。”
张建国心里一沉，掏出撬锁工具，几下就撬开了门锁。走进屋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地上积着一层薄尘，看起来确实很久没人住了。张建国打开灯，目光扫过屋里的摆设——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工具箱，鞋架上放着一双解放牌皮鞋，42码，鞋底磨损严重，跟现场的鞋印一模一样；工具箱里放着一副羊毛劳保手套，上面沾着机油，纤维跟现场提取的一致。
“找到证据了！”小李兴奋地喊了一声，“张队，孙卫国肯定是凶手！他跑了！”
张建国却没那么兴奋，他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里面的衣服很少，只有几件工装和外套，没有深色外套；再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没有长刀，也没有铅笔和作业本纸条。
“不对劲。”张建国皱了皱眉，“如果他是凶手，为什么不把皮鞋和手套带走？反而留在家里？而且他家里没有长刀和纸条，不太像凶手的作风。”
“会不会是他太匆忙，忘了带？”小李问。
“不可能。”张建国摇了摇头，“凶手那么狡猾，不可能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你去农机厂问问，孙卫国最近有没有异常，比如跟谁结过仇，或者有没有亲戚在外地。”
小李立刻去农机厂调查，张建国留在孙卫国家里，继续搜查。他在床底找到一个纸箱，里面放着一些旧照片和信件。照片上是孙卫国和一个女人的合影，女人看起来很年轻，笑容腼腆——背面写着“1985年，与妻子张兰合影”。信件大多是孙卫国的老家寄来的，里面提到他妻子张兰三年前因病去世，他一直一个人过，性格变得孤僻，很少跟人来往。
“张兰……”张建国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突然想起李红的同事赵兰说过，李红的丈夫三年前离婚后就没联系了，难道孙卫国和李红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小李回来了，脸色有点复杂：“张队，农机厂的同事说，孙卫国的妻子张兰三年前去世后，他就变得很奇怪，经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候还会跟踪厂里的女工，同事们都有点怕他。6月12号晚上他请假后，就没再来上班，他老家的亲戚说，他没回老家，可能去外地了。”
“跟踪女工……”张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有没有跟踪过李红？”
“同事说，他之前跟李红在一个车间待过，对李红有点好感，经常找机会跟她说话，李红不理他，他就有点生气，后来李红调去了梳棉车间，他还经常去梳棉车间门口等她，李红吓得躲着他。”小李回答。
张建国心里的怀疑越来越深——孙卫国符合所有凶手特征，还跟踪过李红，案发时间请假，邻居说他没在家，家里有跟现场一致的皮鞋和手套，这些都指向他是凶手。可他为什么不带走作案工具？为什么家里没有长刀和纸条？
“立刻发协查通报，全国通缉孙卫国！”张建国拿起电话，“另外，查孙卫国的银行账户，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取钱，有没有买过去外地的车票，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
晚上十点，协查通报发了出去，全市的警察都行动起来，火车站、汽车站、国道卡口，到处都有警察在排查。张建国坐在警车里，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既期待又紧张——如果孙卫国是凶手，抓住他，这三起命案就能告破；可如果他不是，那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就在这时，他的传呼机响了，是局里来的消息：“张队，王丽的女儿小雅，在东山路家属院门口哭着找妈妈，说看到一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跟妈妈描述的跟踪者一样，你快去看看！”
张建国的心猛地一揪，立刻让司机往东山路家属院开。他想起王丽遇害后，小雅抱着妈妈的照片哭到睡着的样子，想起李红同事说李红还没来得及给老家的母亲寄钱——这些受害者的家人，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隐藏在黑暗里的凶手。
凌晨十一点，张建国赶到东山路家属院门口，看到小雅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王丽的照片，哭得撕心裂肺。王丽的姐姐王芳蹲在旁边，一边安慰她，一边抹眼泪：“小雅说刚才看到一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在对面的巷子里盯着她看，跟她妈妈说的跟踪者一样，她吓得赶紧跑回来找我。”
张建国蹲下身，轻轻摸了摸小雅的头：“小雅，别怕，警察叔叔在这里，那个男人还在吗？你能跟叔叔说说他长什么样吗？”
小雅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声音带着哭腔：“他……他戴着帽子，低着头，我没看清脸，身高跟叔叔差不多，穿的外套是黑色的，跟妈妈说的一样……他看到我看他，就跑了，跑进巷子里了。”
张建国立刻让小李带同事去巷子里搜查，自己则留在小雅身边，安慰她：“小雅，你做得很好，别害怕，警察叔叔一定会抓住那个坏人，给你妈妈报仇。”
小雅点了点头，紧紧抱着王丽的照片，小声说：“妈妈说，坏人会被警察叔叔抓住的，妈妈不会骗我的……”
张建国看着小雅稚嫩的脸，心里一阵刺痛。他想起崔金梅母亲的哭声，想起李红同事的眼泪，想起这半个月来所有的奔波和疲惫——他不能放弃，哪怕只有一丝线索，哪怕要付出再多的努力，他也要抓住凶手，给这些破碎的家庭一个交代，给白银的夜晚一份安宁。
巷子里的搜查没有结果，凶手又跑了。张建国站在东山路家属院门口，看着漫天的沙尘，心里默默发誓：“凶手，不管你躲到哪里，不管你有多狡猾，我都会找到你，一定会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夜越来越深，白银市的街道上，巡逻警车的灯光划破黑暗，照亮了沙尘笼罩的路。这场跨越漫长岁月的追凶之战，才刚刚开始，而张建国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要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在绝望里寻找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