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白银市的沙尘天连着来了三天,空气里飘着细小的沙粒,吸进肺里带着糙意。张建国蹲在纺织厂家属院外的小巷里,指尖捏着半枚烟蒂,烟蒂上还沾着一点未烧尽的烟草,旁边是一小撮新鲜的泥土——这是巡逻民警刚刚发现的,距离上次找到威胁纸条的墙角不到十米。
“张队,烟蒂已经装袋了,技术科的人马上过来。”小李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物证袋,脸色比天气还沉,“这三天我们24小时巡逻,家属院的女工都没敢单独出门,怎么凶手还敢在这附近活动?”
张建国没说话,目光扫过小巷的墙面。这是条死胡同,尽头是堵断墙,墙上满是涂鸦,地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沙尘和雨水混合的泥。烟蒂落在靠近断墙的位置,旁边的泥土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还是42码的男士皮鞋印,跟“5·26案”现场的鞋印轮廓相似,只是这次的脚印沾了泥,比上次清晰一点——鞋底纹路里能看到细小的凹槽,像是解放牌皮鞋特有的“回”字形纹路。
“凶手是故意的。”张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沙尘,“他知道我们在巡逻,还敢来这里抽烟,留烟蒂和脚印,就是在挑衅。”
正说着,技术科的老陈提着箱子赶来,蹲下身用镊子夹起烟蒂,放进物证袋里,又用相机拍下脚印:“张队,烟蒂上有唾液,能提取DNA,但还是得送省厅,咱们局里做不了精细检测。脚印确实是解放牌皮鞋,这种鞋在白银的国营工厂里很常见,特别是机床厂、农机厂,工人几乎人手一双。”
“机床厂、农机厂……”张建国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名字,“小李,你带两个人去这两个厂,查所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重点查最近半个月有夜班、或者请假的人。另外,跟厂保卫科要职工名单,把住址在纺织厂家属院附近的人标出来,逐个排查。”
小李刚要应声,口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响了,“滴滴”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巷里格外刺耳。他掏出传呼机一看,脸色瞬间变了:“张队,局里来消息,东山路那边的家属院,发现一具女尸,死状跟崔金梅一样!”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手里的烟蒂物证袋差点掉在地上:“什么时候发现的?死者是谁?”
“刚发现没多久,死者是东山路家属院的女工,叫王丽,28岁,在针织厂上班,也是被人一刀割喉,房门没被撬,屋里被翻乱了,没找到财物丢失的痕迹。”小李的声音发颤,“局里让我们立刻过去。”
张建国没再多说,转身就往警车方向跑,军大衣的衣角在风里翻飞。东山路家属院距离纺织厂家属院有三公里,是另一处国营厂的家属区,同样都是平房,同样住的都是单身女工——凶手不仅在挑衅,还在扩大作案范围,专挑单身女工下手。
警车在沙尘里疾驰,车窗外的街景飞快后退,张建国盯着前方模糊的路,手指紧紧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他想起崔金梅母亲哭红的眼睛,想起纺织厂家属院女工们恐惧的眼神,现在又多了一个王丽,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再抓不到凶手,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受害者。
二十分钟后,警车停在东山路家属院门口。院子里已经拉了警戒线,围了不少居民,议论声里带着恐慌。张建国挤过人群,走到最里面的平房前,法医老周正蹲在门口检查,看到他来,站起身摇了摇头:“跟崔金梅案一模一样,致命伤是颈部锐器伤,切断颈动脉,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身上有控制造成的淤青,没有性侵痕迹,房门没被撬,应该是熟人或者凶手骗开门的。”
张建国走进屋里,一股熟悉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比崔金梅案的味道更浓。王丽倒在卧室的床边,穿着粉色的睡衣,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染红了身下的地板。卧室里的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服扔了一地,梳妆台上的化妆品被扫到地上,碎了一地玻璃——跟崔金梅家的场景几乎复刻,凶手还是在翻找什么,但没动梳妆台上的铁皮钱盒,钱盒里的几十块现金还在。
“张队,你看这个。”技术科的同事在床底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的纸条。张建国走过去,接过纸条展开,上面用铅笔写着同样歪歪扭扭的字:“我说过,游戏才刚刚开始”。
纸条的边缘沾着一点纤维,像是从睡衣上勾下来的。张建国捏着纸条,心里的火气越来越盛——凶手不仅模仿作案手法,还留下同样的纸条,分明是把警方的巡逻当成了摆设,把杀人当成了“游戏”。
“查房间里的脚印和指纹。”张建国的声音冷得像冰,“重点找42码的男士皮鞋印,还有有没有戴手套留下的纤维痕迹。另外,查王丽的社会关系,她在针织厂的同事、领导,有没有被跟踪过,跟崔金梅有没有交集。”
小李立刻去联系针织厂,老陈带着技术科的人开始在屋里喷洒显影剂。很快,地面上出现了几枚清晰的42码皮鞋印,跟纺织厂小巷里发现的脚印一模一样,都是解放牌皮鞋的“回”字形纹路。更重要的是,在衣柜的门把手上,技术科的同事发现了一点黑色的纤维:“张队,这是羊毛纤维,应该是凶手戴的手套上掉下来的,跟崔金梅家衣柜上发现的纤维成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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