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5日,白银市的沙尘终于停了,天空露出一点灰蒙蒙的蓝,可空气里的压抑感却没散。张建国坐在公安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摊着三起凶案的案卷,还有一叠厚厚的排查记录——三天来,全局民警跑遍了机床厂、农机厂的每一个角落,核对了127个符合条件的工人,却没找到一个能跟凶案直接挂钩的嫌疑人,孙卫国的行踪也依旧成谜。
“张队,火车站和汽车站的排查还在继续,没有孙卫国的消息。他的银行账户最近没动过,老家的亲戚也说没联系过他,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小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杯凉透的茶水,“农机厂那边又提供了个情况,说孙卫国去年跟一个叫刘红梅的女工闹过矛盾,刘红梅说孙卫国跟踪过她,还骚扰过她,后来厂里调解了,孙卫国才没再找她。”
张建国接过茶水,抿了一口,冰凉的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却没驱散心里的燥热:“刘红梅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联系上她?”
“已经联系上了,她现在在家休息,不敢去上班。我跟她约了今天上午十点见面,就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小李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上面写着咖啡馆的地址,“她跟我说,孙卫国跟踪她的时候,穿的就是深色外套,戴帽子,跟三个受害者描述的跟踪者一模一样。”
张建国立刻站起身,拿起案卷:“走,现在就去见她,说不定能从她那里找到孙卫国的线索。”
上午九点半,张建国和小李赶到咖啡馆时,刘红梅已经到了。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米色的外套,头发扎在脑后,脸色苍白,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保温杯,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到张建国和小李进来,她立刻站起身,声音带着颤抖:“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这几天都不敢出门,总觉得孙卫国在跟着我。”
张建国在她对面坐下,尽量让语气温和:“刘女士,别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你跟我们说说,去年孙卫国是怎么跟踪你的?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刘红梅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水,定了定神,缓缓开口:“去年夏天,我刚调到农机厂的财务科,孙卫国是车间的工人,经常来财务科报销,慢慢就认识了。后来他开始给我送东西,比如水果、点心,我拒绝了,说我已经结婚了,可他还是不放弃,每天都在厂门口等我下班,跟在我后面走。”
“他跟了你多久?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张建国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跟了我一个多月。”刘红梅的身体微微发抖,“有一次他拦住我,说喜欢我,让我跟我老公离婚,我不同意,他就威胁我说‘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让你不得安宁’。后来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去厂里找他理论,还报了警,厂里也出面调解,孙卫国才没再跟踪我,但他看我的眼神特别吓人,像是要吃了我一样。”
“他跟踪你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没有戴手套或者携带什么东西?”
“穿的是深色的工装外套,戴一顶蓝色的帽子,手里经常拿着一个黑色的包,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刘红梅想了想,“对了,他穿的皮鞋是解放牌的,跟厂里其他工人穿的一样,我记得他的鞋码好像是42码,有一次他在财务科不小心把鞋蹭到了我的椅子,我看到鞋码标是42。”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孙卫国的身高、体型、穿着、鞋码,都跟凶手的特征完全吻合,而且他有跟踪女性的前科,还威胁过刘红梅,这些都加重了他的嫌疑。
“你知道孙卫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经常去什么地方?”张建国继续追问。
“他好像没什么爱好,平时下班就回家,很少跟人来往。”刘红梅摇了摇头,“不过我听车间的同事说,他喜欢去西郊的废弃工厂,有时候周末会去那里待一整天,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西郊的废弃工厂?”张建国心里一动,“你知道具体位置吗?”
“具体位置我不知道,只听同事说在西郊的国道旁边,是以前的老机床厂,早就废弃了,里面杂草丛生,很少有人去。”刘红梅回答。
张建国让小李记下废弃工厂的大致位置,又安慰了刘红梅几句,让她最近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联系警方。离开咖啡馆后,张建国立刻给局里打电话,让技术科和巡逻组准备,去西郊的废弃工厂搜查。
中午十二点,张建国带着十几个民警,还有技术科的老陈,赶到了西郊的废弃工厂。工厂的大门早已生锈,上面挂着一把断裂的铁锁,院墙倒塌了一半,里面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风吹过野草,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暗处窥探。
“分成四个小组,仔细搜查,特别是厂房和仓库,注意寻找长刀、手套、纸条之类的物证,还有有没有人活动的痕迹。”张建国给民警们分配任务,自己则带着老陈走进主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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