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7日,白银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弥漫着烟味和油墨味,墙上的黑板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最顶端用粉笔圈着“5·26崔金梅遇害案”几个大字,下面分了“现场物证”“目击者线索”“排查方向”三个板块,每个板块后面都画着歪歪扭扭的箭头,像是一张理不清的网。
张建国坐在会议桌的主位,面前摊着厚厚的案卷,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技术科科长老陈:“老陈,昨晚提取的物证怎么样了?头发和皮屑的化验有结果吗?”
老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脸色有些凝重:“头发做了毛囊检测,确定是男性的,但没有完整的DNA分型——现在咱们局里的设备只能做ABO血型鉴定,这头发的血型是A型,跟崔金梅的O型对得上,能确定是凶手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得送到省厅去,那边有更先进的设备,不过最少得等半个月才能出结果。”
“半个月……”张建国皱了皱眉,手指敲了敲桌面,“那枚鞋印呢?能不能确定品牌和型号?”
“鞋印太模糊了,水泥地留不下细节。”老陈把一张放大的鞋印照片推到桌子中间,照片上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我们比对了市面上常见的男士皮鞋,解放牌、上海牌、回力牌都看了,鞋底纹路有点像解放牌的,但不能确定——这种鞋在白银太常见了,工厂里的工人、机关单位的干部,十个人里有三个穿的,排查范围太大。”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偶尔吹得窗户“哐当”响。年轻刑警小李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笔记本记了满满一页,却没找到一个能抓得住的线索,忍不住开口:“张队,要不要从那个‘跟踪者’入手?纺织厂的同事说崔金梅最近一个月每天都被跟踪,凶手会不会就是那个跟踪者?”
“肯定要查,但难度不小。”张建国拿起桌上的侦查部署表,“我已经分了四个组,一组去纺织厂,查崔金梅的同事、领导,特别是跟她有工作交集或者矛盾的人,重点找A型血、穿42码皮鞋的;二组去家属院周边走访,扩大目击者范围,看看除了老王,还有没有其他人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看到过可疑人员;三组查崔金梅的社会关系,她的家人、朋友、老乡,不管是在白银的还是外地的,都要联系上,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她得罪了谁;四组负责盯着省厅的DNA检测结果,一出来就立刻反馈。”
“张队,我有个疑问。”老周放下手里的茶杯,他刚从崔金梅的尸检报告里抬起头,“凶手没劫财,也没性侵,杀人动机是什么?如果是跟踪者,可能是情杀或者仇杀,但崔金梅的同事说她性格内向,没男朋友,也没跟人结仇,这有点说不通。”
“会不会是随机作案?”另一个老刑警提出疑问,“凶手看到崔金梅一个人住,临时起意,控制她的时候失手杀了人?”
“不太像。”张建国摇了摇头,“现场的窗帘是拉严的,凶手进门后先拉窗帘,说明他早有准备,不是临时起意。而且他戴了手套,没留下指纹,反侦查意识这么强,肯定是有预谋的。”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直到中午十二点,各小组才拿着部署表离开会议室,匆匆吃了碗牛肉面就各自奔赴岗位。张建国没走,他留在会议室里,对着黑板上的线索反复梳理——崔金梅,25岁,纺织厂挡车工,老家在白银周边的农村,三年前来到白银工作,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平房里,社会关系简单,没得罪过人,却被一个有预谋的凶手残忍杀害,现场只留下几根A型血的头发和一枚模糊的鞋印。
“到底是为什么……”张建国盯着崔金梅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穿着工装,笑容腼腆,眼里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却永远停在了25岁。他心里一阵发堵,拿起外套走出会议室,决定亲自去纺织厂看看。
纺织厂的大门前挤满了下班的工人,自行车铃声、说话声混在一起,热闹得不像发生过凶案。张建国找到保卫科科长老郑,跟着他走进办公楼的接待室。老郑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满是愁容:“张队,这事儿出了之后,厂里的女工都慌了,今天上午好几个人跟我请假,说不敢一个人住了。”
“我理解,所以我们得尽快抓到凶手。”张建国拿出笔记本,“你再跟我说说崔金梅的情况,她在厂里有没有关系好的同事?或者有没有人追求过她?”
老郑想了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崔金梅平时不太说话,跟她一个班组的有个叫刘芳的女工,两人关系还行,住得也近,昨天刘芳还去报案了。追求她的人……好像没有,厂里的年轻小伙子说她性格太闷,没人主动跟她表白。”
“刘芳现在在哪儿?我想跟她聊聊。”
“她今天上午没上班,说害怕,在家休息。”老郑报了刘芳的住址,“就在纺织厂家属院,跟崔金梅家隔了两排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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