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新元年,三月十二,青云县。
春日暖阳斜斜照进县衙大堂,却驱不散堂内的肃杀与阴冷。沈建州一身青色官袍,端坐于案后,面沉如水。惊堂木落下,沉闷的声响重重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堂下跪着的粮商孙富贵更是肥硕的身躯一颤,额头冷汗涔涔。
“孙富贵,城东李寡妇状告你强占其三亩水田,可有此事?”沈建州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大人明鉴啊!”孙富贵满脸横肉挤作一团,连连磕头,将青石板地面撞得咚咚响,“那田是她亡夫生前亲手抵押给小人的,白纸黑字,有契书为证!”
一旁的师爷立刻上前,将一纸泛黄的契书呈上。沈建州接过来,目光仅是粗粗一扫,便转向了跪在右侧的那个瘦弱妇人,她肩头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李陈氏,你且说来。”
那妇人一开口,泪水便断了线般滚落,声音哽咽:“大人……那契书是假的!民妇的丈夫生前识文断字,若真是抵押田产,怎会只按手印而不签名?况且……况且那上面写的日期是去年腊月,可那时他……他已经病得下不来床,卧病足有三月了啊……”
沈建州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光。这案子,在前任县令沈文轩手中压了足足半年,只因这孙富贵是县丞周贵的远房亲戚,谁也不敢去碰这块烫手山芋。
堂外围观的百姓早已议论纷纷,声音虽小,却清晰地飘入堂中。
“这新来的县令……瞧着年轻,真敢审孙胖子?”
“怕不是做做样子吧?上一个不也是……”
议论声中,沈建州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盖过了所有杂音:“传仵作。”
众人皆是一愣。仵作上堂后,沈建州直截了当地问:“李陈氏亡夫,死于何时?”
“回大人,是今年正月初八。”
“死前三月病重在床,可还能提笔写字?”
“据小人验看脉案,其时已病入膏肓,五指僵硬,手颤不止,莫说写字,便是握笔也难。”
沈建州缓缓举起那份契书,目光如刀,直刺孙富贵:“孙富贵,你说这地是去年腊月所抵。彼时李陈氏的丈夫已手不能书,这契书上工整的名字,又是如何签下的?”
孙富贵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冷汗顺着鬓角滑落:“或、或许是……是早些时候就签好的……”
“契书上的墨迹。”沈建州将那张纸凑到从窗棂透进来的光线下,“存放半年的墨色,理应微微发暗。可这张纸上的墨迹,色泽鲜亮,分明是新墨,写下不超过三月。”
他转头看向师爷,语气不容置喙:“去库房,取去年腊月县衙公示的文书来,比对纸料。”
结果很快出来:契书所用的纸,是今年二月才从州府运来的新官纸。
“伪造契书,强占民田!”沈建州一声断喝,惊堂木重重拍下,“罪不容赦!杖三十,所占田产即刻归还,另罚银五十两,充作李陈氏赡养之资!”
孙富贵如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堂外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哗然。
不过半日,三桩积压已久的案子便被沈建州悉数审结。他查证、验物、核对时间,种种手段干净利落,带着一种前所未见的缜密思维。百姓们看他的眼神,已从最初的怀疑,转变为惊讶,最终化作了深深的敬畏。
退堂之后,沈建州回到后衙书房,林雅已在此等候多时,神情凝重。
“周贵动手了。”她递上一盏温茶,声音压得极低,“今晨州府来了公文,借口‘青云县仓廪空虚’,停拨了本月所有的粮饷。县衙上下二十多口人,再加上狱中的囚犯,库里的存粮,只够支撑五日。”
“好一招釜底抽薪。”沈建州接过茶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沈锐那边情况如何?”
“从黑风寨缴获的粮食已按计划,暗中运到了城西的货栈,鲁九的人正在接应。但这些粮食见不得光,一旦公开调用,周贵必定会以‘赃粮’为名上本弹劾。”
话音未落,一道黑影敏捷地从窗外翻入,正是沈锐。他一身夜行衣,风尘仆仆:“查清了。县衙二十七人中,有十一是周贵的眼线,大多安插在户房、仓房和狱房。另外,周贵今夜在醉仙楼设宴,款待一位从州府来的‘巡察使’。”
“巡察使?”沈建州双眼微眯,“来得倒真是时候。”
“姓王,是周显仁的门生。”沈锐递过一张纸条,“名义上是来巡察春耕,实际上是奉命查探沈家余党的下落,顺便寻找‘那东西’。”
天工院的遗产。屋内的空气瞬间凝重。
沈建州在房中踱步,指节轻轻敲着桌面:“粮饷要续上,眼线要拔除,巡察使也要应付……三件事,环环相扣,一件都不能出差错。”
“我有个主意。”林雅的眼中闪着智慧的光芒,“粮饷的事,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她展开一张青云县的地图,纤细的手指点在一个位置:“青云县去年遭了水灾,朝廷体恤,免了三成赋税。但周贵上报时却动了手脚,私下里多征了半成。这笔账,沈文轩在密账里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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