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州静静听着,最后才开口:“诸位,我们不是来视察的,是来干活的。从明天起,分成三组:一组修理水利,我带队;一组推广农业技术,农部的张大人带队;一组开办学堂,礼部的王大人带队。每隔五天,我们就在这里点起篝火,开会讨论,汇报进展,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记住,我们不是官,是学生。这里的每一个老农、每一个工匠,甚至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老师。放下身份,才能学到东西;弯下腰,才能看到真相。”
第二天,修理水利的小组直奔那条破旧的水渠。沈建州卷起裤腿,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淤泥里,和雇来的民工一起清理淤泥。其他官员互相看了看,最终也咬着牙跟了上去。
起初,百姓只是远远地围观,指指点点,眼神中充满戒备。但当他们看到这些“官老爷”真的在一下一下地挖泥,弄得满身泥水,中午还啃着硬邦邦的干粮时,他们的目光渐渐变了。
第三天,一个老农颤巍巍地端来一瓦罐热水:“大人们……喝口热的吧。”
第四天,几个半大的孩子跑来帮忙搬运小石块。
第七天,水渠的清淤工作完成,沈建州又带着官员和百姓一起,用理工学院设计的新型“夯土法”加固渠岸。工具不够,他就地取材,教大家编竹筐、制作木夯。
半个月后,水渠通水那天,全村人都来了。看着清澈的水流淌入干涸的田地,几个老人当场跪下,泪流不止。
沈建州扶起他们,只说了一句:“这条渠,是你们自己修的。朝廷,只是提供了帮助。”
那一刻,很多官员忽然明白了“下乡”的意义。这不是施舍,是合作;这不是恩赐,是唤醒。
与此同时,农技推广组遇到了阻力。无论他们怎么讲解新式堆肥的好处,百姓就是不相信,说“祖祖辈辈都烧荒,肥力来得快”。
推广组的张大人是个老派文人,急得非常焦虑。沈建州知道后,没说什么,只让他带人去村里最穷的王老汉家。
王老汉家有六口人,只有三亩薄田,每年粮食都不够吃。沈建州在他家田边划出一分地,说:“王老哥,这一分地,用我们的方法堆肥耕种,种子、肥料我们提供。如果收成不如你其他的地,我们赔你双倍的收成。如果收成更好,你帮我们跟乡亲们说说,怎么样?”
王老汉半信半疑地答应了。
三个月后,春麦开始抽穗。那一分试验田的麦苗,明显比旁边的高一截,麦穗也更饱满。
收割那天,全村人都来围观。一称重,试验田换算后的亩产量,比王老汉传统耕作的田地多了四成。
王老汉捧着金黄的麦粒,手都在发抖。他扑通一声跪下,朝沈建州磕头:“青天大老爷!这、这真是神仙法子啊!”
沈建州再次扶起他:“这不是神法,是科学。王老哥,现在你愿意帮我们推广了吗?”
“愿意!愿意!”王老汉激动得语无伦次,“我这就去跟老伙计们说!”
人们的口口相传,比任何官方告示都有效。堆肥法、新式犁具、选种技巧……一项项技术,以王老汉这样的“示范户”为中心,在黑山县悄悄地传播开来。
开办学堂的小组起初也困难重重。百姓觉得读书没用,还不如让孩子去捡柴放羊。礼部的王大人没有强求,而是在县衙门口摆了张桌子,免费教人写自己的名字和算术。
起初无人问津。直到一个卖菜的老妇,因为不识字,被粮店伙计在秤上做了手脚,坐在街边哭泣。王大人上前,耐心地教她认秤星、算钱。老妇学会后,千恩万谢。
第二天,她带来了自己的小孙子:“大人,教教这孩子吧,别像我一样,被人骗。”
渐渐地,桌子前的人多了起来。孩子、妇人,甚至一些壮年男子,都在劳作之余,来学几个字,学点算账的知识。王大人又请来懂医术的官员,教一些简单的急救和草药知识;请来懂工事的官员,教怎么修房子、打家具。
学堂没有围墙,就在街头、树下和田间。但知识,就这样一点点地在黑山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三个月期满,首批下乡官员回京述职。
还是在朝阳门外,依旧飘着小雪。但这一次,归来的队伍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皮肤黝黑,手掌粗糙,衣着简朴,但眼神明亮,步履坚定。
太和殿上,李晏亲自主持述职会。
沈建州第一个汇报。他没有展示华丽的文辞,而是带来了三样东西:一包黑山的泥土,一穗试验田的麦子,和一本厚厚的、写满百姓签名和手印的《民情实录》。
“陛下,诸位同僚,”他声音沉稳,“这三个月的体会,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百姓最痛苦的,不是贫穷,是绝望。当他们看到水渠通了、麦子增产了、孩子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们眼中就有了光亮。那光亮,就是民心的体现。”
“第二,技术推广的关键不在于说理,而在于示范。让一部分人先得到实际好处,其他人自然会跟从。王老汉那样的‘种子户’,比一百个宣讲官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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