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门铃响了又响。除了日常买花的客人,今天还有些特别的面孔——几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笔记本,在店里仔细地看每一处布置。
“请问,这里就是‘春日’吗?”一个戴眼镜的女生问,“我们是苏州大学设计系的,在做一份关于本土生活品牌的调研。”
婓迎上去:“是的,需要什么帮助吗?”
女生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想了解‘春日’的创立故事,还有你们如何把花艺和音乐结合起来的理念。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做个简单的采访?”
我们互相看了看,都笑了。没想到“春日”这个名字,已经开始被更多人知道了。
采访在音乐室进行。五个学生围坐一圈,认真记笔记、录音、拍照。我们讲述了最初的想法——如何从一个街头演出开始,如何遇到王杰、陈哥这些朋友,如何一点点把花店和音乐室做起来,还有最近的大理之行和那些遇见的人。
“所以,‘春日’不只是卖花或者教音乐,”一个男生总结道,“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老李想了想:“更准确地说,是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春日’——找到让你感到生机和温暖的事,然后认真去做。”
学生们离开时,每人带走了一小束当季的鲜花。“我们会把你们的故事写进报告里的,”戴眼镜的女生说,“真的很有启发。”
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了——是“旧城”的陈哥,但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气质儒雅;另一个三十出头,提着公文包。
“楚豪,”陈哥笑着介绍,“这位是苏州美术馆的刘馆长,这位是策展人小周。”
我们都愣住了。美术馆馆长?来我们这个小花店?
刘馆长看出我们的疑惑,温和地笑了:“别紧张,我是陈哥的朋友。听说你们这里把花艺和音乐结合得很好,正好我们美术馆下个月要做一场‘生活美学’主题展,想邀请你们参与。”
策展人小周补充道:“我们计划在展厅里设置一个‘春日角落’,还原你们花店和音乐室的一部分。现场可以有鲜花,有音乐,有茶点,让参观者能坐下来,真正感受你们营造的氛围。”
这个邀请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不用马上决定,”刘馆长说,“可以先去美术馆看看场地,考虑一下。我觉得你们的理念很有意思——艺术不应该只在展厅里,也应该在日常生活里。”
他们离开后,我们五个人坐在花店里,面面相觑。
“美术馆……”张和喃喃道,“我们的小店,要进美术馆了?”
“不是小店进美术馆,”陈倩纠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被认可为一种‘艺术’。”
老李沉思着:“如果做,怎么做?是简单复制一个角落,还是……”
“要做得有意义。”我说,“不能只是为了展览而展览。”
我们讨论了一下午,想法越来越多:可以展示那些从大理来的多肉,讲述它们的故事;可以播放肖薛晨的音乐,配上他的创作手记;可以设置一个小型的花艺体验区,让参观者自己动手插一束简单的花;还可以在展览期间办几场小型的音乐分享会,就像我们计划为肖薛晨做的那样。
晚上,我们开了个长会。陈哥也加入了,他从商业角度给了很多建议。
“这是个好机会,”他说,“不仅能扩大‘春日’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传达你们的理念——美在生活里,艺术在平常中。”
会议结束时,我们决定接受邀请。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多厉害,而是因为这个展览的主题——生活美学——正好与我们相信的东西契合。
临睡前,我给王杰发了条信息,告诉他这件事。很快,他回复了:“太棒了!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小晨知道了一定很高兴——他的音乐要进美术馆了!”
我看着这条信息,突然意识到,“春日”已经不只是我们五个人的事了。它连接了苏州和大理,连接了花店和音乐室,连接了像陈哥、王杰、肖薛晨、刘馆长这样不同背景的人。
它像一棵树,最初只是一颗种子,但现在,根扎得更深了,枝叶也伸展得更开了。
周五下午,我们去了苏州美术馆。刘馆长亲自带我们看场地——是一个靠窗的角落,大约三十平米,自然光很好。
“这里原来是个休息区,但我们觉得,如果能把它变成一个‘活’的空间,会更有意思。”刘馆长说,“你们可以自由发挥,预算方面美术馆会支持一部分。”
我们在那个空间里站了很久,想象着它被布置出来的样子:靠墙是花架,上面有鲜花和绿植;中间是几张舒适的桌椅,可以喝茶听音乐;墙上可以挂照片——大理的苍山洱海,平江路的小桥流水,还有那些相遇的人的面孔;角落里可以放一把吉他,参观者可以随意弹奏。
“还可以设置一个‘留言角’,”婓提议,“让参观者写下他们生活中的‘春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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