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痛不再是短暂的浪潮,它变成了我身体里一条永恒流淌的、灼热的暗河。被草率包扎的断腕,像一个拥有独立生命的、充满恶意的活物,日夜不停地用搏动性的胀痛、灼烧感和深入骨髓的瘙痒提醒着我它的存在。每一次心跳,都仿佛将痛苦泵送到残肢的末端,撞击在那并不存在的“手掌”上,引发一阵虚幻而尖锐的“幻掌痛”。我常常会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清晰地“感觉”到那些早已不存在的 fingers(手指)在剧烈痉挛、扭曲,那种真实感几乎让我发疯。
然而,生存的本能,或者说,是在这炼狱里被磨砺出的、近乎麻木的韧性,逼迫着我必须开始适应这具新的、残缺的身体。
最初的挑战是平衡。失去右手,我身体的重心被彻底打破。原本就因为脚踝旧伤而步履蹒跚,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每一次试图站立或行走,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右侧倾倒的错觉。我不得不更加依赖那条相对完好的左腿,以及墙壁、桌角任何可以借力的物体。走路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倾斜的挪动,像一艘随时可能倾覆的破船。
进食成了另一场艰难的仪式。看守扔过来的硬馒头,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用手拿着啃咬。我只能用左手极其笨拙地、像爪子一样去抠,去掰,将食物弄成小块,然后几乎是趴在地上,用嘴去叼,像动物一样吞咽。稀粥更难对付,我无法端起那个破碗,只能用左手勉强扶着,将脸埋进去,舔舐着那点寡淡的液体,汤汁常常顺着嘴角流下,混着断腕处渗出的血水,狼狈不堪。
最让我感到屈辱的,是解决生理需求。牢房里没有像样的厕所,只有一个肮脏的便桶。失去了右手的支撑,我甚至无法稳定地蹲下。每一次,都像是一场与重力搏斗的战争。我需要用左手死死抓住墙壁上凸起的砖缝,受伤的右腿和残缺的右臂在空中徒劳地维持着可怜的平衡,才能勉强完成。那种随时可能摔倒在自己排泄物中的恐惧,比**上的痛苦更甚。
看守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取乐方式。他们会故意将食物扔得更远,看着我像狗一样爬过去,用残缺的手臂和左手狼狈地攫取。他们会在我试图用左手完成某些极其简单的动作时,发出刺耳的哄笑,模仿我笨拙的姿态。
“看哪!咱们的‘独臂侠’又在表演了!”
“啧啧,连饭都吃不到嘴里,活着还有什么劲?”
龙哥偶尔巡视,目光落在我空荡荡的右袖管(他们甚至没给我一件合适的衣服,只是将原来的袖子打了个结)和笨拙的动作上,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有一种评估物品损坏程度的冷漠。我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无疑又一次大打折扣。或许,仅仅是因为“娱乐部”那边暂时不缺“残次品”,或者觉得我还能用左手勉强完成最低限度的诈骗任务,我才得以暂时保住性命,没有立刻被列入“特殊供应”的名单。
阿英是我在这片黑暗中唯一微弱的光。她会在看守不注意时,悄悄帮我把馒头掰成小块;会在我因无法保持平衡而险些摔倒时,用她瘦弱的肩膀及时顶住我;会在深夜,我因幻痛和噩梦而无法入睡时,用她冰凉的手,极其轻柔地拍打我的左臂,哼唱着模糊的、不知名的家乡小调。她没有过多的言语,但那些无声的帮助,是支撑我没有彻底崩溃的最后支柱。
但即使是阿英,也无法完全理解我内心的崩塌。我常常会不自觉地看着自己的左 hand(手),看着它因为承担了所有的工作而变得粗糙、布满新的伤痕。我也会盯着那被肮脏纱布包裹的、空无一物的右腕末端发呆。那个曾经用来写字、画画、拥抱家人的肢体,永远地消失了。伴随着它一起消失的,不仅仅是功能,还有一部分对“完整”的认知,对未来的最后一丝渺茫幻想。
我不再是那个因为无法欺骗而内心挣扎的林晓雅,甚至不再是那个仅仅承受鞭打和电击的林晓雅。我成了一个“残废”。这个身份,像一顶无形却沉重的帽子,牢牢扣在我的头上。它影响着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决定着别人对待我的态度。
我的世界,被迫缩小到了只剩下如何用这具残缺的身体,完成最基本的生存动作。每一个微小的成功——比如第一次用左手相对稳当地捧起了水碗,都像是一场艰苦战役的胜利。而每一次失败——比如打翻食物,或因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地,都会引来嘲笑和更深的自我厌恶。
适应,并非变得熟练和从容,而是在无尽的笨拙、痛苦和屈辱中,被迫接受一个残缺的、低人一等的“新我”。我的身份,从一个被迫的诈骗者,一个承受暴力的囚徒,彻底转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像最低等生物一样生存的、残缺的试验品。每一次用左手完成那些曾经轻而易举的动作,都是在用新的伤痕,覆盖旧的创伤,都是在无声地宣告着,那个完整的林晓雅,已经在那把斧头落下时,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拖着残躯,在地狱边缘挣扎求生的、陌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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