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麦开镰的日子,天光比蜜还甜。
青禾村的南坡,那片曾被歌声与铃鼓唤醒的麦田,此刻已化作一片翻涌的金海。
每一根麦秆都挺直了腰杆,托举着沉甸甸的麦穗,那不是寻常的饱满,而是一种近乎炸裂的生命张力,仿佛每一颗麦粒里都封印着一缕阳光。
“开镰喽!”
桃婶站在田垄上,嗓门亮得能惊起林子里的鸟。
她身后,正是那九名“人形授粉队”的女子。
她们换下了素衣,穿上了利落的粗布衫,手中不再是铜铃,而是锋利的镰刀。
她们的脸上没有了吟唱时的肃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被土地回报的喜悦:“这麦子,沉得压手哩!”一个嫂子挥下第一镰,麦秆应声而倒,她捧起那一大捧麦穗,颠了颠,笑得合不拢嘴,“今年的酒,怕是要多出三成!”
村民们涌入麦田,笑语声、镰刀割过麦秆的“唰唰”声,汇成一首比任何歌谣都动听的丰收交响。
沈玖站在田边,没有动手,只是静静地看着。
她的“生态共感网络”中,能清晰地“尝”到每一颗麦粒内部淀粉与蛋白质的完美配比,那是一种专为酿造而生的、带着淡淡蜜香与草木气息的黄金比例。这是土地给予她的最高赞誉。
然而,喜悦的涟漪,在触碰到现实的礁石时,瞬间破碎。
第一批收割的万斤新麦,由桃婶亲自押车,雄赳赳气昂昂地送往镇上最大的民营烘干厂。
这厂子是近两年新开的,设备全是德国进口,号称“一小时烘干,锁住九成麦香”。
可不到半小时,桃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里满是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的憋屈与愤怒:“小玖!他们不收!狗日的王老板说我们这麦子含水率超标,有霉变风险!我呸!我种了一辈子地,这麦子干得都能搓出火星子了,他睁眼说瞎话!”
电话那头,一个油滑的声音隐约传来:“桃大姐,别激动嘛,我这机器金贵着呢!数据就是数据,显示15.8%,超了国标一个多点。为了大家伙儿的粮食安全,我不能收啊。要不……你们拉回去自己晒?这天,晒个十天半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
十天半个月?新麦落地,贵在抢时。
等晒干,黄花菜都凉了,最佳的入窖发酵期也错过了。
沈玖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她对着电话平静地说:“桃婶,你别跟他们吵,把车开回来。我自有办法。”
挂了电话,她亲自取了一袋麦样,直接驱车赶往县质检站。
没有托任何关系,走的加急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份盖着钢印的官方报告摆在她面前。白纸黑字,清晰无比:样品含水率,13.2%。
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国标14.5%的上限,甚至比许多机械化烘干后的成品还要优秀。
沈玖捏着那张薄薄的报告,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市场波动,这是一张精心编织、无形无影的网,从她宣布丰收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张开。
有人,不想让青禾村的任何一粒麦子,顺顺利利地走进粮仓。
夜,深了。
沈家老宅的书房里,灯火通明。
空气中弥漫着老木家具和纸张混合的沉静气息,却被一种山雨欲来的凝重所笼罩:“我查了。”徐伯,这位掌管沈家财务一辈子的老人,将一沓厚厚的报价单推到沈玖面前。
他花镜后的双眼布满血丝,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全县,包括邻县在内,所有成规模的烘干服务,从昨天下午开始,报价统一上涨三倍。而且,你看这里,”他指着一行小字,“所有厂子的设备排期,都满了。新订单,最快也要等到三个月后。”
他顿了顿,又从账本里抽出一张股权穿透图,上面的线条复杂如蛛网:“我顺着这些烘干厂的工商信息往上查,发现他们的控股方,在过去半年里,都悄悄变更成了一家叫作‘北仓联营’的公司。这家公司,股东结构层层嵌套,像个套娃,但最终指向的实际控制人,只有一个。”
徐伯将图纸的最顶端,那个用红笔圈出的名字,转向了沈玖——沈阿福。
看到这个名字,沈玖的嘴角,反而溢出一丝冰冷的、嘲讽的笑意。
沈阿福,沈氏宗族的旁支子弟,论辈分,是她父亲沈德昌的远房侄子。
她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一个瘦小、怯懦,眼神却总带着一丝贪婪与嫉妒的少年身影。
那是三十年前的饥荒年景,沈阿福的爹饿得前胸贴后背,半夜摸进沈家的酿酒作坊,偷的不是米,不是钱,而是几捧发酵剩下的酒糟。
对于外人,酒糟是喂猪的饲料。
但对于浓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而言,那几捧老酒糟,是延续窖池微生物种群的“母糟”,是整个酒坊的命脉所在。偷走它,无异于掘了沈家的根。
当年,沈玖的爷爷心善,见他们孤儿寡母可怜,没有追究,反而送了他们一袋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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