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大捷的军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穿越尚不安宁的江北大地,一路飞驰送入南京皇城。
当那封沾染着战场硝烟与风尘的捷报被内侍高举着送入大殿时,正在与史可法商议江淮防务及筹措粮饷的朱慈烺,几乎是从御座上霍然起身。
“好!好!好!”年轻的皇帝一连吐出三个“好”字,脸上因连日操劳而生的倦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喜的振奋与红光。
他迫不及待地从内侍手中接过军报,一目十行地看完,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史爱卿!你快看!孙将军设伏大破建奴先锋两万!阵斩其主将!斩获无数!此乃……此乃朕登基以来,不,是近十年来我大明对建奴未有之大捷啊!”朱慈烺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他将军报递给史可法,自己则在御案前来回踱步,仿佛要将胸中那股澎湃的激荡宣泄出来。
史可法双手接过,仔细阅看。捷报写得简明扼要,却字字千钧:夜袭、诱敌、分割围歼……战果辉煌,尤其强调击溃的是清军南下的精锐前锋,意义非凡。
史可法的面容上也浮现出激动之色,身体微微抖动:“天佑大明!孙将军用兵如神,将士用命,此战确足以振奋天下人心,挫败虏酋锐气!陛下,当立刻明发捷报,传谕四方,以固军民抗虏之志!”
“对!对!立刻明发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东虏并非不可战胜!我大明仍有忠勇将士,可卫社稷!”朱慈烺连连点头,当即就要下旨。
然而,史可法激动过后,目光落在军报最后关于处置俘虏的寥寥数语上,眉头不由得微微蹙起。
他沉吟片刻,挥退了殿内侍立的无关内侍,这才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语气带着明显的忧虑:
“陛下,孙将军此战确系奇功,大涨我朝威风。然……军报末尾提及,孙将军将俘获的一千余八旗降卒,尽数……处决了。”
朱慈烺闻言,脸上的兴奋稍稍收敛,看向史可法:“史爱卿对此事,似乎有不同看法?”
史可法斟酌着词句,缓缓道:“陛下,自古杀俘不祥,何况是已放下兵刃的降卒。此举固然可泄一时之愤,然传扬出去,恐被诟病为‘嗜杀’、‘残暴’,有损孙将军乃至朝廷仁义之师的名声。朝堂之上,已有风声,一些御史言官闻此消息,颇有微词,恐不日便会有弹劾奏章呈上。”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
“老臣以为,是否……以陛下名义,给孙将军去一道温言诫谕的旨意,令其今后临阵,需多存仁恕之心,勿要过度杀戮,以免授人以柄,亦免伤天地之和?”
史可法的担忧不无道理。
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讲究“仁义之师”、“不杀降”,认为战场上击败敌人即可,对已无反抗能力的俘虏应保有基本的怜悯(至少表面如此),这关乎王朝的道德形象和统治合法性。
同时,作为政治上的老手,他也深知朝堂党争的厉害,孙世振风头正劲,又手握重兵,此等“暴行”极易成为政敌攻击的绝佳借口。
朱慈烺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慢慢坐回御座,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光滑的桌面,目光望向殿外湛蓝的天空,仿佛在思考,又仿佛在回忆。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史爱卿,你也觉得,孙将军此举……是错的吗?”
史可法沉默了。
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他无法直接指责刚刚取得大捷的统帅,但内心的不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朱慈烺看着史可法,忽然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些许疲惫,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年龄的冷静与洞察。
“史爱卿,你的顾虑,朕明白。你是怕朝野非议,怕失了‘仁君’之名,怕孙将军功高招妒,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朱慈烺缓缓说道。
“但朕看来,孙将军此举,并无大错,甚至……颇合朕心。”
史可法微微一震,抬头看向皇帝。
朱慈烺站起身,走到悬挂的江北舆图前,手指点着徐州的位置,声音渐渐转冷:“那些八旗兵,可曾对我大明子民有过半分‘仁恕’?他们视我汉民为刍狗,杀戮掳掠,何曾手软?!”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孙将军杀的是八旗兵,是双手沾满我同胞鲜血的侵略者!对于那些同样被俘的汉军、蒙古兵,他并未滥杀,而是区分处置。这说明什么?说明孙将军心中有杆秤,他分的清谁是元凶,谁是从犯!他杀的是寇仇,不是降卒!”
年轻的皇帝语气愈发坚定:“史爱卿,你比朕更清楚,如今朝廷支撑江北战事,已是何等艰难!每一粒粮,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兵,都要用在刀刃上!难道要让我们前线的将士饿着肚子,省下口粮,去养活那些随时可能反噬的豺狼?难道要分散宝贵的兵力,去看管那一千多个恨不得食我肉、寝我皮的凶徒?”
朱慈烺走回御案后,重重坐下,脸上已是一片决然:“孙将军在外浴血奋战,面对的是多尔衮、多铎的虎狼之师!朕在南京,若不能为他担住这背后的风言风语,还算什么君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等具体军务,朕既已全权托付于他,便当信之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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