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深时节,西苑的草木愈发葱茏,御营的操练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火器射击的轰鸣声与小队战术配合的口令声交织,显示出这支军队日益精进的战斗力。然而,这一日,一封来自江南的密信,比任何训练成果都更让朱慈烺心绪波动。
信是陈子龙亲笔所书,通过东宫的秘密渠道,直接送到了朱慈烺的案头。信的内容除了例行汇报在南京及周边考察的详情——诸如南京守备之松弛、江南士林之浮华、漕运关卡之弊病等等——在信的末尾,陈子龙用略显激动的笔触,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
“……臣在金陵,多方探访,偶遇前陕西巡抚孙传庭白谷公。白谷公去岁因言事忤逆上意,罢官闲居,寄寓于城东旧宅。臣慕其名,数次往谒,初时白谷公闭门谢客,意态消沉。后臣借探讨兵法、时局为名,屡次呈送殿下所着《御营操典摘要》及部分革新火器之图说请教,公始渐渐动容。”
看到这里,朱慈烺的目光骤然锐利起来,身体也不自觉地微微前倾。孙传庭!这个名字在他心中有着不轻的分量。此人能力卓绝,性情刚直,历史上是明末少有能对抗农民军的悍将,虽最终兵败殉国,但其军事才能和忠诚毋庸置疑。如今他竟因言获罪,闲居南京,这对自己而言,是危机,亦是机遇!
他迫不及待地向下看去:
“前日,公终于邀臣入内一叙。观其形容,虽略显清瘦,然目光炯炯,谈及辽东、流寇之事,切中肯綮,忧愤之情溢于言表。臣趁机稍露殿下整军经武、志在社稷之志,并详述御营规制、训练及殿下‘忠君保民’之训导。白谷公倾听良久,未曾轻置一词,然神色数次变幻,似有触动。临别之际,公抚案长叹,言道:‘太子殿下年少而志高,能务实若此,颇出意料。若所言非虚,倒真让人……颇感兴趣。’”
“颇感兴趣……”
朱慈烺轻轻重复着这四个字,指尖在信纸上来回摩挲。以孙传庭的身份、经历和性格,能说出“颇感兴趣”这四个字,其分量远比杨嗣昌送来十本古兵书还要重得多。这绝非一般的客套或敷衍,而是代表着一种认真的审视和某种程度上的认可,甚至是一丝微弱的、被重新点燃的希望。
陈子龙在信中继续写道:“臣观白谷公之意,虽未明言,然其对朝廷现状深感失望,空有抱负而不得施展。殿下若欲揽此大才,恐非易事,亦不可操之过急。公性刚直,非名利可动,须以诚心、以实绩感之。臣建议,或可继续以探讨军务为名,将御营后续之操典、战法,乃至火器研发之进展,择其可公开者,陆续抄送于他,使其知殿下非徒托空言。待其心扉渐开,或可水到渠成。”
信的最后,陈子龙不忘提醒:“然则,白谷公乃陛下罢黜之臣,殿下与之交往,需万分谨慎,切不可授人以柄。一切联络,臣皆通过可靠之人暗中进行,望殿下放心。”
朱慈烺缓缓放下信纸,心中已是波澜起伏。孙传庭的动向,无疑是他南方布局中,意外收获的一条大鱼,其价值甚至不亚于获得郑芝龙的支持。郑芝龙代表的是海上的财力和武力,而孙传庭代表的,则是正统的、经过实战检验的陆上统帅才能和威望。若能得他相助,对于御营未来的发展,对于整合北方的军事资源,乃至在朝野士林中的声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但同时,风险也显而易见。结交被皇帝罢黜的大臣,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行为。崇祯皇帝多疑,若得知太子与孙传庭暗通款曲,会作何想?温体仁、杨嗣昌等人,又会如何借此大做文章?
他在书房内缓缓踱步,权衡着利弊。窗外,御营士兵训练的号子声隐隐传来,那是他立足的根本,也是他敢于放眼未来的底气。
良久,他停下脚步,眼神恢复了清明与坚定。
“刘伴伴。”
“老奴在。”刘凤祥应声而入。
“取纸笔来。”
“是。”
朱慈烺回到案前,铺开信笺,略一思忖,便开始给陈子龙回信。
他首先肯定了陈子龙在南京的工作,尤其是与孙传庭建立联系之功。接着,他指示陈子龙,继续以“请教军务”的名义与孙传庭保持接触,态度务必恭敬诚恳。
“……白谷公乃国朝干城,虽暂遭困蹇,然其才其志,孤素来钦慕。卿可代孤致意,所言‘感兴趣’三字,孤心甚慰。御营草创,诸多不足,若蒙白谷公不弃,偶有点拨,便是全军之幸。后续操典、火器图说,凡不涉机密者,皆可抄送,请公斧正。然此事需绝对隐秘,往来信件,务必谨慎,勿使外人知晓,以免徒增烦扰,反误大事。”
他没有急切地招揽,也没有许下任何官职承诺,只是表达了对孙传庭才能的尊重和请教学习的姿态。这是一种低姿态的、以学生自居的接近方式,既符合礼制,不易引人反感,也给了孙传庭足够的尊重和思考空间。
同时,他也在信中强调,一切以安全为重,宁可进度慢一些,也绝不能泄露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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