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新野大破张献忠的捷报,如同在久旱的池塘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传遍了整个北京城。官方邸报一经发布,街头巷尾顿时一片欢腾。茶楼酒肆间,说书人拍响惊堂木,唾沫横飞地讲述着洪督师如何运筹帷幄、左良玉如何神兵天降、贺人龙如何勇不可当,仿佛这一场胜仗,已然吹响了大明中兴的号角,驱散了近年来笼罩在帝国上空的层层阴霾。寻常百姓们交口称赞,脸上洋溢着许久未见的轻松与希望,他们渴望胜利,渴望太平,任何一点好消息都足以让他们倍感振奋。
然而,在这片看似普天同庆的表象之下,那些久经官场、嗅觉敏锐的朝臣们,却从这份措辞严谨的捷报中,品出了一丝别样的、令人不安的滋味。政治的弦,总是在最不经意间被拨动。
文华殿偏殿,檀香袅袅,气氛却不同于外界的欢欣。几位手握重权的部院大臣正齐聚于此,商议着捷报之后的封赏与后续方略,但话题却悄然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兵部尚书杨嗣昌手持那份已被翻阅多次的捷报抄本,指尖轻轻点着其中一行文字,眉宇间不见多少喜色,反而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阴霾。
“洪亨九此战,”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确实打得漂亮,斩获颇丰,大涨我军威风,挫败流寇锐气,于国于民,皆是幸事。”他先是定下基调,随即话锋微妙一转,“然,诸位同僚可曾仔细留意,这份捷报中提及,我军之所以能准确把握战机,一举破敌,关键在于事先得到了流寇张、马二部内讧、防御出现空隙的……‘准确情报’?”
他刻意在“准确情报”四字上加重了语气,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户部尚书侯恂与他素有默契,立即会意地接话,带着探究的神色:“杨部堂的意思是……这些关键情报的来源,似乎……非同一般?莫非其中另有隐情?”
杨嗣昌微微颔首,将声音压得更低,仿佛怕被殿外的风声听去:“据本官所知,洪督师在决定出兵、调整部署之前,确实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收到过一些非同寻常的‘指点’。这些‘指点’,对敌情判断之准,时机把握之妙,令人惊讶。而据一些零散消息拼凑,这些‘指点’的源头,似乎……与东宫那边不无关联。”
“东宫?”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顿时神色各异。有人面露惊疑,有人陷入沉思,有人则目光闪烁,暗自权衡。首辅温体仁端坐上位,轻抚着颌下长须,沉吟片刻,方缓声道:“太子殿下天资聪颖,敏而好学,近来在京营整顿、尤其是东宫御营操演上,确有所成,朝野有目共睹。若此番真是殿下心系国事,凭借其智略,暗中收集信息,襄助洪亨九做出正确决断,倒也是社稷之福,可见储君贤明,心系江山。”
他这话说得四平八稳,看似褒奖,却并未深入。
“温阁老此言,下官不敢全然赞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立即出声反驳,他性子更为刚直,或者说,对“祖制”、“规矩”看得更重。“太子乃国本,天下之本也!当务之急,是潜心圣贤之学,涵养德性,明了治国之道!兵者,国之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储君岂可轻涉军事机要?此非其分内之事!况且,”他语气愈发严厉,“外臣结交东宫,互通消息,此乃朝廷大忌!纵使无心,亦恐开启不良端倪,若洪承畴因殿下之故得此大功,将来其他边帅督抚效仿之,则纲纪何在?国本何以安宁?”
这番话,尖锐而直接,道出了在座许多文官心中最大的担忧。太子若只是整顿几百人的护卫,操演练兵,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甚至可以美其名曰“演武修文”;但若其影响力已能穿透重重宫墙,渗透到千里之外的前线战事,甚至能影响洪承畴这等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决策,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触碰了文官集团极力维护的“内外之防”和“储君不预政事”(至少不明面上干预)的潜规则。一个过于精明强干、且急于展示军事才能的储君,对于讲究平衡与程序的文官系统而言,绝非福音。
杨嗣昌见时机成熟,便不再遮掩,将自己的思量和计划和盘托出。他深知,必须将这股可能扰乱现有秩序的力量,约束在可控范围之内。
“首先,”杨嗣昌条理清晰地说道,“当务之急,是要在舆论上,淡化、乃至消除东宫可能在此战中的任何影响。我们要在接下来的朝议、邸报评论乃至士林清议中,极力宣扬洪督师临机决断之明、前线将士用命之勇,将这场胜利完全、彻底地归功于陛下天威庇佑、朝廷调度有方、以及洪督师与诸将的忠勇才智。此战,就是洪亨九和将士们打下来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众人纷纷点头,这是维护朝局稳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他继续道,目光转向几位与科道言官关系密切的官员,“应当由几位得力且可靠的科道言官,寻机联名或分别上疏,以‘保重国本’、‘涵养圣德’为由,委婉却明确地劝谏太子殿下宜专心经史学问,不宜过多涉足具体军务细节。奏疏措辞要恳切,立足于维护殿下清誉、防范小人谄媚,任谁也挑不出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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