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春末。
“烬归堂”下属,第一批由“归100”号基金专项支持的“新芽”基层医疗站,已在华夏最偏远的山区、戈壁与高原上,落成七十二座。
它们像七十二颗沉默的道钉,将现代医疗的版图,牢牢楔入被遗忘的角落。
阿墨作为烬归堂的总执事,此行的任务是巡查并验收位于帕米尔高原边缘的最后一座医疗站。
这里海拔超过四千米,风如刀割,空气稀薄。
站里的负责人是个晒得黝黑的藏族小伙,叫丹增。
他领着阿墨参观,言语间满是对前任筹建负责人的崇敬。
“傅老师……哦,我们都习惯这么叫他,他真是个神人。”丹增搓着手,呵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选址、设计、建材入场,什么都懂。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在最前面。我们都说,他不像来建站的,像来苦修的。”
阿墨的心微微一动,不动声色地问:“他离开时,有留下什么话吗?”
“话倒是没有,他那个人,话少得很。”丹增想了想,一拍脑袋,“哦对,有个箱子,他走的时候托我保管,说这里风干,东西不容易坏。他说,如果将来有‘烬归堂’的核心管理人来,就把箱子交给他。您看,这不就是您吗?”
丹增从里屋搬出一个半米见方的金属箱,上面落了薄薄一层灰。
阿-墨拂去灰尘,指尖触到箱子冰冷的质感,呼吸莫名一滞。
他打开了箱子。
没有惊天动地的秘密,只有一叠叠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笔记本,和几沓厚厚的、已经泛黄的信纸。
阿墨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笔记,翻开。
熟悉的、冷静自持的字迹映入眼帘,那是傅承砚的笔迹。
然而,内容却让他瞳孔紧缩。
这并非工作日志,而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
最早的信,写于他离开之后不久。
“晚卿,今日雨,如你离去那天。我试图在茶里寻找你的影子,却只尝到满口苦涩。我错了,这句话,我欠你一句当面的。可我没有资格。”
“晚卿,我查阅了所有关于流产后遗症的文献,心如刀割。我为你准备了上百种调理方案,却发现没有一种能递到你手中。我的知识,第一次变得如此无用而可笑。”
字迹癫狂而用力,几乎要划破纸背,那是悔恨与痛苦的凌迟。
阿墨一页页翻下去。
慢慢地,信的内容变了。
“晚卿”的抬头依然在,但倾诉的对象,似乎从她,变成了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
“今日医疗站奠基,这里的孩子没有鞋穿,眼神却比星辰还亮。我想,若我们的孩子还在,此刻也该学会走路了。我该为他,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戈壁上见到一种叫‘骆驼刺’的植物,根系极深,为的是寻找水源。这让我想起你的坚韧。原来,真正强大的生命,都沉默扎根于无人看见的深处。”
字迹渐渐沉淀下来,变得平稳而有章法。
到了最后几本笔记,抬头“晚卿”二字,被一道道墨痕划去。
信,变成了纯粹的观察手记、医疗站建设的改良方案、以及对“茶医融合疗法”在高原地区应用的深度思考。
他不再渴望表达,不再乞求原谅,他开始主动沉默。
在最后一页,只有一句简短的话,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
“当一个人开始为世界修路,他自己的那条路,便找到了方向。”
阿墨合上笔记,眼眶有些发烫。
这些未寄出的信,是他精神世界彻底转化的完整记录。
那个偏执、占有欲极强的傅承砚,在一次次与天地的对话中,终于死去。
活下来的,是一个沉默的建设者。
他没寄的信,都变成了脚下这些坚实的路,通往一个个需要被治愈的角落。
与此同时,首都,中华茶疗研究院。
一场高级别的理事会议正在进行。
苏晚卿作为院长,一身素雅的白茶色职业装,气质清冷如初,眉眼间却多了几分乾坤在握的沉静。
“关于‘归源计划’的最终章程,”她声音平缓而清晰,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作为特邀顾问的沈知节与温嫕,“我提议,将‘归100’号捐赠者的身份,永久设定为‘荣誉奠基人’,其贡献以代码形式载入研究院所有核心体系,不写真名,不立传记。”
一位资深理事提出疑问:“院长,如此巨大的贡献,完全隐去其名,是否有些……不公?”
苏晚卿微微摇头,目光投向窗外。
“诸位,”她缓缓开口,“真正的基石,是看不见的。当一种影响,能融入制度,成为系统运行的一部分,它便获得了永恒。名字,反而是一种局限。我们需要的是他留下的路,而不是他的传说。”
“无形,方能永恒。”
一旁的温嫕博士她最清楚,苏晚卿此举,是何等高明的“情感脱敏”与“价值升华”。
她不是在遗忘或逃避,而是选择了一种最宏大、最慈悲的方式,为那段惨烈的过往,画上一个属于未来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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