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讨论:小苏的“高光时刻”与李建军的“表态”
下午的分组讨论,按领域分为“政策创新”、“技术标准”、“社区治理”三个小组。沈墨和沈国梁被分在“社区治理”组,沈秀娟和沈国栋在“技术标准”组,小苏作为记录员,可以旁听任何一个组。
“社区治理”组讨论格外热烈。来自不同街道、社区的干部们,听了上午沈墨的分享,肚子里憋了无数问题。如何发动居民?如何处理“钉子户”?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沈墨和沈国梁成了事实上的“焦点访谈对象”。沈墨主要负责理念和原则层面的解答,沈国梁则补充具体操作方法和政策依据。两人配合默契,沈墨的“道”与沈国梁的“术”结合,让很多困惑的干部豁然开朗。
“沈老师,你们那个‘积分制’,具体怎么设定的?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公平?”一个年轻社区书记问。
沈墨耐心解释:“积分规则是大家共同商定的,公开透明。主要分为基础贡献(如参加公共劳动)、专项贡献(如提出有效建议)、精神文明(如调解矛盾)等几类。每月公示,有异议可以提。核心不是分多少,而是让‘付出’被看见,形成正向激励。”
沈国梁补充:“我们也在不断完善。比如初期主要靠人工记录,现在小苏帮我们做了个简单的电子表格,更清晰。未来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开发小程序,更便捷。”
“那跟开发商谈判,你们居民不懂专业,不怕被坑吗?”另一个街道副主任问。
沈国梁笑了:“所以我们聘请了独立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费用从合作社公共基金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居民代表负责把握核心诉求和底线,顾问负责技术细节和风险把控。这叫‘借脑’。”
讨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学者模样的专家提出:“居民主导固然好,但效率可能低下,决策周期长,会不会错失市场机会?比如你们这个项目,如果按传统拆迁,可能早就完成了。”
沈国梁没有回避:“您说得对,效率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但我们算的不是‘速度账’,是‘综合账’。传统拆迁快,但社会成本高——邻里关系解体、社区记忆消失、后续矛盾不断。我们模式慢,但建筑的是‘可持续的社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价值,是长远且巨大的。”
他顿了顿,看向那位专家:“就像养孩子,精心慢养的孩子,和流水线出来的孩子,能一样吗?”
比喻生动,那位专家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在“技术标准”组,气氛则更为专业和具体。讨论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的技术规范、材料选择、节能标准、无障碍设计等展开。
沈秀娟起初有些跟不上那些专业术语,但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翻译官。每当专家们讨论得过于技术化时,她就会举手,用居民能听懂的语言复述或提问:“您刚才说的‘外墙保温一体化系统’,是不是就是让房子冬天更暖和省暖气费的那种?”“‘同层排水’是不是能避免楼上漏水吵到楼下?”
她的问题往往能引发更贴近实际应用的讨论。沈国栋则在一旁,不时补充一些工地上的实际案例:“那种新材料轻质砖,我们用了,砌墙是快,但挂重东西得特别处理,不然不牢靠。”“卫生间防水我们刷了三遍,闭水试验做了48小时,就怕以后漏。”
他们的参与,让技术讨论不再悬浮于理论,而是牢牢扎根于“好用”、“耐用”的实践土壤。
小苏穿梭在两个小组之间,飞快地记录着要点。她发现,很多讨论的焦点,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如何将居民的需求、技术的可行、政策的允许、经济的可持续,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恰恰是合作社这半年多一直在摸索的。
下午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李建军走进了“社区治理”组所在的会议室。他没有打扰讨论,只是找了个角落坐下,安静地听。
沈国梁看到了他,微微点头示意。
讨论接近尾声时,主持人邀请各位代表总结发言。轮到沈国梁时,他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
“感谢各位同仁的分享和提问。通过今天的讨论,我更加坚信,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是社会关系、治理模式的更新。我们胡同的实践,或许粗糙,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当居民真正成为主人,当各方在平等、透明、互信的规则下合作,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情怀与理性、传承与创新的新路。”
他看向角落里的李建军:“这条路,离不开像新城市集团这样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伙伴的支持。合作的过程有磨合,甚至有分歧,但只要目标一致——为居民创造更美好的家园——总能找到共识。”
这话说得漂亮,既肯定了合作方,又暗含了之前风波已过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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