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梅冬香过上了 “无所事事” 的生活。每天早上,她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帮主任把办公桌抹干净,再把地面扫一遍,然后去茶水间拎来热水,给主任的搪瓷杯倒满。主任忙的时候,会让她帮忙抄录审核通过的稿件、整理采访素材;主任不忙的时候,她就坐在角落的木桌前,拿着钢笔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 以前采访时记满的笔记本就放在手边,可没有新的任务,那些文字也像是失去了光彩。
有时候,她会听到大办公室里传来同事们讨论选题的声音,听到柳荫和新搭档商量 “明天去郊区农场采访” 的声音,心里就格外不是滋味。以前,她和柳荫也是这样,一起挤公交车去采访点,一起趴在桌上改稿到天黑,虽然偶尔会为了标题争执,却也配合默契。可现在,柳荫不仅占了她的工位,还断了她回来的路。
有一次,主任让她去给柳荫送一份审核通过的稿件。她走进大办公室,看到柳荫正和新搭档凑在一起,对着一叠稿纸笑,手边还摆着两瓶刚买的橘子汽水。柳荫看到她,接过稿件,说了句 “谢谢”,就继续和新搭档讨论 “怎么把农场的稿子写得更生动”,连多余的眼神都没有。梅冬香站在原地,手里攥着空信封,尴尬得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转身离开。
回到主任办公室,她看着窗外的自行车流 —— 马路上满是叮铃作响的二八大杠,偶尔有辆吉普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她心里第一次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怀疑 —— 她热爱记者这个职业,喜欢用钢笔记录下那些真实的故事,可现在,她却像个多余的人,连一个能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都没有。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记满程家峁故事的笔记本,翻开一页,上面画着程炎火木屋前的那棵老槐树,旁边还记着 “炎火说,水库修好了,村里好多田就能种水稻了”。想起程炎火的淡然、程丹的热情,心里忽然有些怀念在山里的日子 —— 那里没有职场的勾心斗角,只有简单的温暖和真诚。
就在这时,主任拿着一张油印的通知走过来,放在她桌上:“冬香,市里要搞一个‘乡村振兴’的征文比赛,你以前不是很会写散文吗?上次你写的《山里的晨光》还登了副刊,反响挺好的。要不你试试?也算给自己找点事做。” 梅冬香看着通知上 “围绕乡村变化、基层人物” 的要求,指尖轻轻抚过笔记本上的字迹,眼里重新燃起一丝光亮 —— 或许,这是她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是她能再 “写一写程家峁” 的机会。
梅冬香接到 “乡村振兴” 征文比赛的通知后,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程家峁,想到了程炎火。她翻开那本记满细节的采访笔记本,指尖划过 “程炎火清晨劈柴时会把木柴码得整整齐齐”“他给草药分类时会轻声念着药名”“村民来借工具,他总会多递一把备用的镰刀” 这些字句,心里忽然有了方向 —— 她不想写轰轰烈烈的扶贫口号,只想把程炎火那些藏在生活里的、最真实的片段写出来。
台灯下,梅冬香握着钢笔,笔尖在稿纸上缓缓移动。她写程炎火在木屋前种的那片车前草,说他 “见人受伤就摘几片叶子揉碎了敷上,说这草不起眼,却能解急难”;写他傍晚坐在门槛上,听村民说家里的琐事,“手里剥着玉米,偶尔插句话,却总能说到人心坎里”;写他拒绝县里的官职时,“只是笑着说‘山里的路我熟,守着这儿踏实’,眼里没有半点遗憾”。整篇文章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鲜明的政治术语,只有清新自然的笔墨,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她对程炎火、对程家峁最真挚的情感。
稿子投出去后,梅冬香没抱太大希望,毕竟她写的和当时 “高唱口号” 的文风格格不入。可她没想到,这篇《深山的车前草》偏偏引起了《大青山》杂志社主编韦彬的注意 —— 韦彬是本届征文比赛的评委之一,看惯了满是政治套话的文章,梅冬香的文字像一股清流,让他眼前一亮。他反复读了好几遍,忍不住称赞 “这才是写乡村人物该有的样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当即把文章推荐到了优秀作品的行列。
可到了评委评分环节,争议却来了。几位评委都认可《深山的车前草》的文学价值,说它 “文字细腻,情感真挚,把乡村人物写活了”,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征文主题是‘乡村振兴’,这篇文章连‘扶贫’‘发展’的关键词都没提几句,没有鲜明的政治观点,怎么体现时代主题?不符合比赛的导向啊。” 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以 “缺乏政治高度” 为由,把《深山的车前草》排除在了获奖名单之外。
与之相反,柳荫的《扎根深山不动摇》却一路顺利,最终获得了一等奖。柳荫的文章里满是 “响应号召”“坚守岗位”“带领村民脱贫” 的政治术语,写程炎火时,也刻意把他塑造成 “服从组织安排、一心为集体” 的典型形象,完全忽略了他拒绝官职、淡泊名利的真实想法。可这样的文章,恰好符合当时的宣传导向,评委们一致认为 “主题鲜明,政治觉悟高,能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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