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 1 月 18 日的上海,寒风卷着黄浦江的水汽,掠过闸北工业区的厂房。三友实业社的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埋头赶制一批销往南洋的棉布。谁也没想到,一场足以搅动全国的冲突,正悄然向这里逼近。
午后两点,五个身着黑色棉袍、头戴圆顶帽的日本僧人,慢悠悠地晃到三友实业社厂门口。为首的僧人手持念珠,眼神却透着几分挑衅,故意在厂牌前驻足,嘴里念念有词,时不时用手指着厂房方向,语气轻蔑。
混乱中,不知是谁先动了手,几个僧人瞬间被工人围住。可没过多久,一群手持棍棒的日本浪人突然从街角冲出,不由分说就朝着工人打去。
这场寻衅并非偶然。当天傍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就以此为借口,声称 “侨民受到威胁”,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
1 月 20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甚至以 “保护侨民” 为名,在虹口一带集结,装甲车在街道上巡逻,荷枪实弹的士兵随处可见,整个上海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
1 月 21 日,日方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无理要求:一是解散上海所有反日团体,二是中**队撤出闸北地区,三是赔偿日本僧人的 “损失”。国民政府外交部陷入两难,一边是日方的强硬施压,一边是上海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只能与日方反复交涉,试图拖延时间。
可日方根本不给谈判的机会。
1 月 27 日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队在 1 月 28 日 18 时前撤出闸北,否则将 “采取必要措施”。
吴铁城紧急向南京求援,蒋介石却在庐山召开会议,犹豫不决。当晚,国民政府电令吴铁城 “避免冲突,暂缓撤军”,实际上是默认了不妥协的态度。
1 月 28 日 11 时,吴铁城正式拒绝日方的最后通牒。18 时刚过,上海闸北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 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二联队在联队长宫本喜一的指挥下,分三路向闸北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 爆发。
日军的装甲车冲破街道防线,炮弹落在民房上,火光冲天,百姓哭喊着四处逃窜,昔日繁华的闸北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第 78 师第 156 旅,在旅长翁照垣的带领下仓促应战。
从 1 月底到 2 月中旬,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
但日军的装备远胜中**队,飞机不断轰炸,军舰在黄浦江上火力支援,而第十九路军的弹药日渐匮乏,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1 月 30 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联名向南京发电求援:“敌众我寡,装备悬殊,伤亡已达三千余人,弹药将尽,恳请中央速派援军,否则闸北危在旦夕!”
可南京方面迟迟没有回应。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兵力 “剿共”,担心与日军全面开战会打乱 “剿共” 计划,同时也怕第十九路军借抗战壮大势力。
与此同时,远在辰溪的周青云,每天都关注着上海的战况。
1 月 31 日,周承业收到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的电报,字里行间满是急切:“淞沪战事危急,我军孤军无援,望周主席念在民族大义,出兵相助。” 周承业立刻召集政务委员会成员开会。
彼时会议室里,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众人脸上的凝重 —— 周青云捧着刚收到的上海战报,眉头紧锁。
等人到齐,周承业开门见山说明议题,周青云立刻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上海战局已到生死关头,第十九路军快撑不住了!我申请亲自率领第九军驰援,国难当头,定要守住淞沪这块阵地!”随后,周青云目光坚定看着父亲。
“维新,第九军是咱们四省边地的主力,要是调走了,万一周边有异动怎么办?” 周承辅担忧地说。
周青云却坚定地回答:“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要是丢了,国家士气必受重挫。再说,日军狼子野心,今天能打上海,明天就能打辰溪,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1 月 31 日当天,周承业向南京发出通电,请求率第九军 4 万兵力增援上海,并承诺 “自备粮草,不占中央一兵一卒之补给”。
可南京方面的回复却十分含糊,只说 “暂缓出兵,等待统一部署”。
周青云知道,蒋介石是在观望,既想让他出兵,又怕他趁机扩大影响力。
直到 2 月 5 日,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媒体纷纷刊登第十九路军的抗战事迹,全国民众纷纷捐款捐物,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才开始考虑增援。
2 月 8 日,第十九路军再次发来急电,称日军已增派一个师团,吴淞炮台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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