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云赞同地看父亲:“父亲考虑得周到,这事就交给民政厅和农业厅配合。另外,选人的时候,各团得严格把关,不能因为想凑数就放宽标准,咱们要的是能打硬仗的精锐,不是凑人数的乌合之众。”
周承业见众人没有异议,敲了敲桌子定调:“青云的部署很周全,就按这个方案来。我在辰溪坐镇,协调各方支援。咱们周家子弟,就得有这种敢扛事、能打仗的劲头,这次不仅要守住上海,更要练出一支能保家卫国的铁军!”
众人齐声应和,原本凝重的会议室里,渐渐透出一股坚定的士气。
周青云在敲定第九军出征人选后,立刻将重心转向空军支援的关键 —— 机场使用权。他深知,没有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下只会被动挨打。
于是接连三天辰溪向南京发电,言辞恳切地申请机场支援,周承业屡次致电南京方面,强调 “淞沪空战关乎全局,若无机场依托,战机掩护,我军难施拳脚”。
可南京方面始终含糊其辞,一会儿说上海周边机场 “遭日军威胁,不便使用”,一会儿又以 “机场调度需统筹规划” 为由拖延。
直到周青云亲自在电报中直言 “若再无机场支援,第九军虽愿赴死,恐难抵日军海空夹击”,南京方面才终于松口,同意将温州五丈涂机场的战时使用权划归四省边地空军,但附加了一条苛刻条件:“战事结束后,战机需立即撤离,不得滞留,无需拖延”。
看到电报里的附加条款,周青云捏着纸的手指微微泛白,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太清楚蒋某人的心思了 —— 其中南京大校场机场、杭州的笕桥机场更适合,但很明显老蒋不放心让周家空军用这些心腹之地;他既想借四省边地的空军牵制日军,又怕周家借此在江浙立足,所以只能借用偏远的五丈涂机场;用 “战后撤离” 的规矩卡脖子,十足的小人心态。
可眼下淞沪战事紧急,容不得他过多计较,只能在心里暗忖 “先解燃眉之急,日后再做打算”,随即复电南京,同意遵守条款。
这五丈涂军用机场,说起来还是个 “新场”。它建成于 1931 年 9 月底,当时浙江省政府接到南京航空署的指令,要求在温州修建一座军用机场,以加强浙南空防。永嘉县建设局不敢怠慢,立刻组织人员勘察选址,最终定在温州西门外的五丈涂 —— 这里地势平坦,又远离城区,既方便飞机起降,又不易干扰民众生活。
机场建设期间,航空署特意派委员陈少昂赴温督建。陈少昂是留洋归来的航空专家,对跑道平整度、停机坪布局都要求极高。
因为机场地处温州西郊下寅中央涂附近,当地人也习惯叫它 “中央涂机场”,只是建成后一直没怎么启用,只偶尔有中央军的侦察机在此短暂停留。
拿到机场使用权的当天,周青云命令空军司令周承迅,下令启动战机转场计划;同时,命令空军副司令石邦藩亲自赴五丈涂机场,负责指挥空军作战,委派了几名德国空军顾问一同过去。
四省边地的战机主要部署在桃源、黔江、芷江三地机场,为确保转场顺利,周承迅迅速开始筹备。
经过和南京协调,飞机先到南昌老营房机场 ,这里是转场的中转站,再飞往五丈涂。
清晨,桃源机场率先响起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接一架的战机冲上云霄,形成整齐的编队,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白色的航迹。地面上,地勤人员挥舞着信号旗,目送战机远去,直到最后一架战机消失在天际,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黔江、芷江机场的战机也陆续起飞。
在南昌老营房机场,中央军的地勤人员看着这些战机,都忍不住驻足观望,有人低声感叹:“没想到四省边地的空军装备这么好,很多比咱们的战机还先进!”
经过紧张转场,战机全部顺利抵达五丈涂机场。当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石邦藩松了一口气。
石邦藩之后没想到的是,自己率领的空军是四省边地第一批出战的军队。
上海,长江入海口与黄浦江下游的江面上,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的战舰如黑色巨鲨般游弋,旗舰 “出云号” 上的太阳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站在舰桥甲板上,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江面。这位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将领,此次率领第三舰队而来,肩负着 “控制上海周边海域、支援陆军作战” 的重任,舰队下辖 “加贺” 号、“凤翔” 号两艘航空母舰,以及 “大井” 号轻巡洋舰、“夕张” 号轻巡洋舰、“能登吕” 号水上飞机母舰等二十余艘舰艇,是日军在淞沪地区海空力量的核心。
在 “加贺” 号与 “凤翔” 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舰载机整齐排列,机翼上的太阳徽记格外刺眼。
日军航空队的指挥体系清晰,所有舰载机均接受舰队指挥官野村吉三郎的统一调度,其中战斗机队由生田乃木次大尉统领,攻击机队则归小谷进大尉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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