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巨星 第8章 赴长春

日子在铁岭县艺术团灰扑扑的楼里，像生了锈的铰链，艰涩地向前挪动。日历一页页翻到1997年、1998年……世纪的尾声就在眼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与惶惑，与艺术团里日渐浓厚的暮气格格不入。

沈遂之和沈鹤，成了这团灰色里一抹不那么协调的亮色。两人依旧按部就班地学戏、练功，应付着团里那些半死不活的任务。但私底下，那台破录音机和越来越多的流行歌磁带，成了他们另一个秘密的精神家园。沈遂之的自学乐理进展缓慢，却像一把钝刀子，一点点撬开他理解声音世界的新角度。他不再满足于单纯模仿，开始尝试把一些戏曲的发声技巧、气息控制，更巧妙地融入流行歌曲的演唱里，甚至试着给一些简单的旋律配上他自己琢磨的和声。沈鹤是他的第一个听众和狂热支持者，两人常常躲在杂物间或是晚饭后的空排练厅里，一个弹着不知道从哪儿淘换来的、音都不太准的破吉他，一个用那副被戏曲和流行乐共同塑造过的嗓子，咿咿呀呀、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地唱着那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混搭的调子。

他们偶尔也搭档，在团里派下的、那些越来越稀罕的慰问演出或乡镇节庆活动里，唱些改良过的、带点流行元素的二人转小段。沈遂之的身段唱腔是根，沈鹤的插科打诨和流行感是枝叶，两人一庄一谐，一传统一新潮，竟意外地有些看头，比团里那些一板一眼的老节目更能吸引台下所剩无几的年轻人驻足片刻。

但也仅止于此。在90年代末东北下岗潮的阴影下，在VCD、录像厅、网吧开始遍地开花的冲击下，他们的“新意”如同投入死水的一粒小石子，激起几圈微澜，便迅速沉寂。报酬微薄得可怜，常常就是管一顿饭，给几十块钱车马费。艺术团自身也越发艰难，老师走的走，散的散，排练有一搭没一搭。沈遂之有时深夜从那些自修的乐理书中抬起头，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会觉得前途和这窗外的夜色一样，浓稠得化不开。

转机来得毫无征兆。

那是1999年秋天，艺术团接了个“大活儿”——市里搞一个什么“迎接新世纪传统文化汇演”，要求下属各县区出节目。团里憋了半天，弄出一个拼盘式的戏曲联唱，把沈遂之和沈鹤那个不伦不类的改良二人转小段也塞了进去，大概是想充点“创新”的门面。

演出在市里一个老旧的工人文化宫。台下坐着些表情严肃的领导、文化系统的干部，以及稀稀拉拉的、多半是拿着赠票进来的观众。气氛沉闷。轮到沈遂之和沈鹤上台时，幕布拉开，灯光打亮，台下依旧是那片令人窒息的安静。

两人对视一眼，沈鹤悄悄比了个“上”的手势。音乐起，不是传统的喇叭弦子，而是沈遂之根据旋律用电子琴（团里唯一一台老掉牙的）简单配的伴奏带，节奏明快了些。沈遂之开嗓，一段《双锁山》的经典唱段，字正腔圆，高腔亮得直透屋顶，身段干净利落。唱到一半，沈鹤突然接进来，用他那带点痞气的流行腔调，插科打诨，把原词里的典故用当时的流行语调侃了一遍。沈遂之随即变调，将一段悲腔用上了惠特尼·休斯顿式的强力混声处理，情感爆发力惊人，同时手上的绢帕舞出了水袖的韵致，脚下却踩着一点隐约的流行舞步节奏。

台下起初是愕然的寂静，随即，像冰层裂开缝隙，响起了笑声，然后是掌声，虽然不算热烈，但在这沉闷的会场里，已足够醒目。尤其坐在前排嘉宾席的一个中年男人，看得格外专注，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节拍。

演出结束，后台乱糟糟地卸妆。那个中年男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径直找到正在收拾东西的沈遂之和沈鹤。

“两位小同志，唱得不错。”男人四十多岁模样，穿着得体，不像本地干部，眼神锐利，带着久经场面的精明和气度，“我叫林越，吉林林越艺术团的。方便聊几句吗？”

林越艺术团？沈遂之心里一动。他听赵老三念叨过，那是省城长春那边一个颇有名的民营艺术团，团长林越是个能人，路子广，不仅搞传统戏曲，也接商业演出，甚至涉足一些晚会策划，在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算是活得比较滋润的。

林越很直接，没有多余的寒暄。“我看中你们俩了。嗓子、身段、配合，尤其是那股子想把老玩意儿弄出新意思的劲儿，很难得。窝在这小县城的团里，可惜了。”他开门见山，“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团？在长春。正规合同，基本工资加演出提成，比你们现在强得多。更重要的是，有更好的老师，更专业的排练，更多的演出机会——不光是下乡，也有市里的剧场，甚至省台的晚会。”

沈鹤的眼睛瞬间亮了，呼吸都急促起来。长春！省城！正规合同！演出机会！这些词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看向沈遂之。

沈遂之却沉默着。长春，更大的舞台，听起来确实诱人。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赵老三。那个把他从四岁孩童拉扯成“角儿”、真心实意待他、又倾尽所有把他送到铁岭来的“爹”。自己这一走，赵家班怎么办？赵老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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