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汗、泪、筋骨酸痛的重复中,像村口那条浑浊的河,看似凝滞,实则日夜不停地淌走了五年。
沈遂之,或者该叫赵遂之了——自从那声“爹”叫出口,赵班主就拍板让他改了姓,说既是义子,就该随赵家的根——已经十岁了。个子抽高了不少,但依旧清瘦,是那种长期练功和半饥半饱生活打磨出的、带着韧劲的瘦。脸庞褪去了幼童的圆润,显出不属这个年纪的清晰轮廓,尤其那双眼睛,黑沉沉,静幽幽,看人时总像隔着一层薄雾,雾底深处却偶尔闪过刀锋似的亮光。
这五年,他在赵家班,是当之无愧的“角儿”苗子。早晚功课从无一日懈怠,对自己比赵老三这个当爹的还狠。学校那边,逃学成了家常便饭,王老师从痛心疾首到无可奈何,最后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考试还能拿回漂亮的分数——这似乎成了他与那个“正常”世界最后的、脆弱的联系。赵老三对此不置可否,只在他偶尔拿回满分卷子时,哼一声,多夹一筷子菜到他碗里。
功夫不负狠心人,更别说这狠心里还搅拌着前世半生功底的魂魄。沈遂之的技艺,早已超出赵家班能教的范畴。唱腔,高亢处穿云裂石,低回时呜咽婉转,悲喜嗔怒,丝丝入扣,韵味十足,全然不像十岁孩童的嗓子。身段,辗转腾挪干净利落,水袖(如今已换上真的)抖起来如云似水,亮相稳如磐石,眼神活泛能勾魂摄魄。他不仅能唱传统段子,还能自己琢磨着给老戏加些新“玩意儿”,改个调,换个身法,往往效果奇佳,更受那些老戏迷追捧。
不出两年,他已经成了赵家班压轴的台柱子之一。十里八乡,甚至整个县,提起赵家班的“小赵遂之”,不少人都要竖起大拇指:“那孩子,神了!天生的戏胚子!将来准是角儿!”
赵老三那张黑瘦的脸,因为这些赞誉,皱纹都仿佛舒展了些。他待这个义子,是真上了心。吃穿上尽可能不亏待,教戏时倾囊相授(尽管后来更多是互相切磋),走江湖时带在身边,言传身教那些人情世故、班规门道。严厉依旧,但责打少了,眼神里的期许和倚重,日渐厚重。他是真把沈遂之当成了衣钵传人,当成了赵家班未来的指望。
沈遂之呢?他像一个最投入也最抽离的演员,沉浸在这场名为“赵遂之”的戏里。他叫“爹”叫得越来越顺口,应对赵老三的关切和倚重也越发自然。可灵魂深处,那个名叫李可的幽魂,始终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看着自己技艺飞涨,名声鹊起,看着赵老三真心实意的栽培,心里却没有太多喜悦,只有一种更深的、近乎麻木的平静。这一切,前世未曾得到吗?不,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最终呢?还不是落得一身伤病,孤零零死在医院?
时代的浪潮,似乎也并未因他这只重生蝴蝶的翅膀而有丝毫改变。进入九十年代,那种感觉愈发清晰。戏班的活儿,肉眼可见地少了。以前红白喜事、庙会集市、甚至工厂搞个活动,都少不了请台戏热闹热闹。现在,请戏的人家越来越挑,给的价钱越来越抠搜。庙会集市上,戏台子对面可能就摆着台大彩电,放着港台的武打片或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录像,乌泱泱围着一群年轻人,对着戏台这边指指点点,嘻嘻哈哈。
台下的观众,也渐渐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不爱看了,说“咿咿呀呀听不懂”、“土气”、“没劲”。就连红白事,有些人家也开始请乐队,吹西洋乐器,唱流行歌曲,觉得那样更“排场”、更“新潮”。只有一些格外守旧、或特别讲究“老礼”的人家,才会坚持请戏班子。
沈遂之在台上唱着,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疏离和冷落。掌声和喝彩依旧有,但那股热乎气,没了。有时候唱到半夜,台下只剩几个打瞌睡的老头老太太,寒风卷着地上的纸屑和尘土,扑打在脸上,冰凉的。赵老三蹲在后台吧嗒烟袋,眉头锁得死紧。
一切,都与前世李可记忆中九十年代的光景,缓慢而坚定地重合。并没有什么异时空的奇迹,没有什么因他重生而改变的潮流。传统戏曲,尤其是他们这种草台班子赖以生存的二人转、地方戏,正在不可逆转地走下坡路,被更喧嚣、更直白、更“现代”的娱乐方式挤压到边缘。
1995年开春,刚过完年不久,积雪未化,寒气刺骨。一天晚上,赵老三把沈遂之叫到自己那间勉强算整齐的屋里,关上门。
“坐。”赵老三指了指炕沿,自己坐在对面,拿出烟袋,却没点,只是拿在手里摩挲着。
沈遂之安静地坐下,心里隐约猜到些什么。
“遂之啊,”赵老三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跟着我,学戏也快六年了。你的能耐,爹清楚,比你那几个不成器的师兄强到天上去了。咱们赵家班这小庙,快装不下你这尊菩萨了。”
沈遂之没吭声。
“如今这世道,你也看见了。”赵老三叹了口气,皱纹显得更深,“唱戏的,难了。光在乡下转悠,靠着红白事那点嚼谷,没出息,也耽误你。你得往高处走,往正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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