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站的喧嚣,像一锅煮沸的杂烩汤,瞬间将沈遂之吞没。南腔北调的口音、拖着巨大行李匆忙奔走的人流、车站广播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还有空气里混杂着的汗味、灰尘味和陌生城市的躁动气息,都与他熟悉的东北小城、乡镇戏台截然不同。他攥紧手里简单的行李卷和那个绣着平安符的小布包,像一滴试图融入海洋却格格不入的油,茫然地随着人潮涌动。
谷建芬老师的工作室,并不在想象中的繁华地段,而是位于西城区一条静谧胡同深处的一座老四合院里。朱漆斑驳的大门,门楣上悬挂的牌子并不显眼。推开厚重的木门,喧嚣便被隔绝在外,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枝桠刚抽出嫩芽,树下放着石桌石凳,安静得能听到屋檐下燕子归巢的啁啾。
迎接他的,是谷老师的助理,一位姓陈的干练女士。她简单介绍了工作室的情况:这里主要是谷老师进行创作、教学和培养年轻歌手的地方,平时人不多,但来往的多是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或极具潜力的新人。沈遂之被安排住在后院一间小小的厢房里,屋子旧但整洁,一床一桌一椅,窗明几净。
最初的几天,沈遂之像是误闯入另一个星球的访客,手足无措。工作室里的其他几位年轻学员,有的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有的已经小有名气,他们谈论着沈遂之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交流着最新的欧美流行音乐动态,弹奏着他从未见过的复杂和弦。他们的眼神礼貌而疏离,带着某种审视。沈遂之那口改不掉的东北腔,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属于舞台和江湖的“场”,在这里显得突兀而陈旧。
谷建芬并没有立刻给他安排繁重的课程,只是让他先“感受”。每天早晨,他必须和所有人一起进行系统的声乐基础训练——科学的呼吸、发声位置、共鸣练习,与他过去靠“喊”和“憋”出来的戏曲嗓子完全不同,要求精准而克制。下午,有乐理课、视唱练耳、音乐赏析。那些蝌蚪一样的五线谱,复杂的调性、和声分析,听得他头昏脑涨,远比他自学的皮毛深奥百倍。晚上,他独自在厢房里,对着习题和教材,拼命啃嚼,常常熬到深夜,鼻梁上架起了谷老师助理借给他的旧眼镜。
挫败感如影随形。他引以为傲的戏曲功底,在这里似乎派不上用场,甚至成了需要“纠正”的对象——流行唱法要求更自然、更贴近说话状态的发声,不能有戏曲那种过于程式化的装饰音和共鸣方式。他那些曾经在东北戏台上赢得喝彩的“小改动”,在严格的学院派分析下,显得粗糙且不合规范。
一次声乐课上,老师让他唱一首简单的民歌《茉莉花》试试音色。他习惯性地带上了戏曲的咬字和润腔,自以为处理得细腻。老师却皱起眉头:“停。沈遂之,你在‘演戏’,不是在‘唱歌’。声音太紧,位置不对,情感是套上去的,不真诚。忘掉你舞台上的那些‘范儿’,先学会像普通人一样,用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发声。”
沈遂之僵在钢琴旁,脸上火辣辣的。忘掉“范儿”?那几乎是他用两辈子时间刻进骨头里的东西。台下其他学员虽然没有嘲笑,但那沉默本身,已让他无地自容。
更让他煎熬的是孤独。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叫“小遂子”,没有人认识赵老三,更没有人了解他前世今生的挣扎。他只是谷建芬老师破格收下的一个“有点特别”的野路子学员。他给沈鹤写过信,描述北京的见闻和学习的艰难,沈鹤回信很快,字迹歪扭,兴奋地讲述他和春阳又接了哪个村子的喜活儿,挣了多少钱,字里行间是熟悉的烟火气和简单的快乐。沈遂之读着,心里像被什么扯了一下,又酸又暖。他也给赵老三捎过口信报平安,回话依旧简短:“知道了,好好学。”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谷建芬老师亲自安排的一次“内部交流”。那天,她让沈遂之在大家面前,完整地唱一段他最拿手的二人转,不拘什么,就唱他最本真的样子。没有钢琴伴奏,没有舞台灯光,就在四合院的槐树下。
沈遂之起初极其别扭,在这么多“专业”人士面前,唱“土掉渣”的二人转?但他看到谷老师鼓励的目光,心一横,清唱了一段《王二姐思夫》的核心唱段。他闭上眼,暂时忘记了北京,忘记了工作室,忘记了那些复杂的乐理,灵魂回到了东北的戏台,寒风刺骨,台下观众目光灼灼。他开口,嗓音高亢处如云雀钻天,低回时如寒泉呜咽,那份浸在骨子里的悲怆苍凉,那种用生命情感灌注的力度,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
唱完了,院子里一片寂静。几个原本不以为意的学员,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他们或许听不懂唱词的具体内容,但那声音中饱满到几乎要溢出来的情感张力,那游刃有余的气息控制和极具穿透力的音色,是做不了假的。
谷建芬老师轻轻鼓了鼓掌,目光深邃:“都听见了?这就是‘根’。技术可以学,理论可以补,但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命力和情感浓度,是教室里教不出来的。”她看向沈遂之,“你的问题,不是要抛弃这个‘根’,而是要找到方法,让这个‘根’为你新的音乐语言服务,而不是让它束缚你。你要学的,是如何控制它,转化它,而不是被它本能地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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