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五年的初秋,户部衙门外的老槐树落了第一片叶,正好飘在周忱的官靴前。他手里攥着那份被汗水浸得发皱的江南税册,站在朱漆大门外,指尖反复摩挲着封皮上“巡抚应天十府”的印泥——那是他在江南熬了三个通宵的成果,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苏州府的漕粮损耗、松江府的盐课亏空,还有百姓手里那些被层层盘剥后只剩半截的稻穗。
“周大人,里面请。”门房引着他穿过回廊,脚步声敲在青石板上,惊起檐下几只灰鸽。户部大堂里弥漫着墨香和旧纸的味道,十几个吏员埋首在账册堆里,算盘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户部尚书黄福正站在案前,手里举着一支朱笔,在一本厚厚的册子上圈点着。听见动静,他转过身,官袍的褶皱里还沾着些麦麸——早上吃的麦饼碎屑。“忱弟可算来了,”他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温润,指了指案上的茶,“刚沏的龙井,你在江南总说想念这口。”
周忱将税册放在案上,茶盏还没碰就先道:“黄大人,江南税弊已查清,苏州府每年漕粮运输损耗竟达三成,不是因为水患,是粮长和漕兵勾结,每船私吞五石才肯开船。”他翻开税册,指着其中一页,“这是我暗访时记下的,有个粮长家里藏的白米,够全村吃半年。”
黄福的笔顿在半空,朱墨滴在“苏州府”三个字上,晕成个小小的红点。“三成……”他喃喃道,“先帝在时,损耗从没过一成。”
“不止这些。”周忱又翻到后面,“松江的盐课,官盐一斤卖十六文,私盐却只卖十文,百姓都买私盐,官盐堆积如山,课税自然收不上来。可私盐贩子背后,多是府衙的人撑腰——我抓住的那个头目,腰带里还别着知府亲赐的腰牌。”
窗外的风卷着槐叶吹进来,吹得账册哗哗响。黄福拿起税册,指尖划过那些歪斜的批注——有的是周忱用炭笔写的“某粮长家有三妻四妾”,有的是用朱砂画的小船,旁边注着“此船明载漕粮五十石,暗舱藏二十石”。
“你想怎么做?”黄福忽然问,目光落在周忱磨破的袖口上——那是他为了追漕船,在芦苇荡里摔的。
周忱挺直脊背:“请大人奏请陛下,允许我在江南推行‘平米法’——把漕粮、杂税合并,按田亩分摊,再派廉吏专管运输,杜绝中饱私囊。至于盐课,我想奏请放宽盐引限制,让百姓能买到平价官盐,私盐自然就少了。”
黄福看着他眼里的光,忽然笑了,像看着多年前那个在太学里和人争论《周礼》的少年。“你的税册,陛下已经看过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奏折,上面盖着鲜红的御印,“陛下说,‘周忱知江南弊,着即入部,协理全国税政’。”
周忱愣住了,指尖触到税册上自己的指印——那是无数个夜晚在油灯下按上去的,带着江南的潮气。
“还愣着?”黄福将一支新的狼毫塞进他手里,“户部的算盘,往后要多劳你拨弄了。”
这时,一个小吏捧着账册跑进来,嘴里嚷嚷着:“大人,浙江的秋粮账对不上,少了两千石!”
周忱几乎是本能地接过账册,指尖在“仓储”一栏快速滑动:“查运输记录,看是不是漕船在杭州府停留超过三日——那里的通判最爱扣粮船索贿。”
小吏愣了愣:“周大人怎么知道?”
黄福在一旁捋着胡须笑:“因为他在江南的芦苇荡里,跟了三艘漕船,晒得跟炭似的呢。”
周忱的耳尖微微发烫,低头看向案上的龙井,茶叶在水里舒展,像极了江南的新绿。他知道,往后要面对的,是比江南更复杂的全国税网,但手里的狼毫笔握得很稳——那些在江南稻田里见过的愁苦面孔,那些被私盐贩子盘剥的百姓,都是他此刻最足的底气。
秋风又起,吹得户部大堂的账册页脚翻飞,周忱拿起笔,在浙江秋粮账册上写下第一行字:“查杭州府通判涉案,着即提审”——他的税改之路,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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