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27章 理想照进现实

重庆的深秋，雾锁江城的频率愈发密集。

然而，文化界的活力却仿佛被这压抑的雾气反向催生，呈现出一种病态又蓬勃的旺盛。

贾玉振的《未来之书》系列文章，已不仅限于《七月》杂志的刊载，开始被几家颇具胆识的报纸副刊精选转载。

“未来学家贾玉振”这个名号，如同一粒投入滚油的种子，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炸开了圈圈涟漪。

这天，陶行之先生带来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他清瘦的脸上带着难得的振奋：“玉振，机会来了！

‘战时教育促进会’与‘中国青年救国团’联合策划了一个大型系列讲座，题为‘抗战建国与未来展望’，旨在激发民众信心，指明奋斗方向。

他们……点名要你打头阵，就讲你的《未来之书》！”

贾玉振愣住了。

演讲？面对黑压压的陌生人群，将自己的思考和文字转化为现场的语言和力量？这与他伏案疾书、与同道切磋的体验截然不同。

他本能地感到惶惑：“陶先生，这……我能行吗？我不过一介书生，只会摇笔杆子……”

“正因你是摇笔杆子的，才更要站出去！”陶行之一把握住他的手臂，力道很大，目光灼灼，

“让你的文字变成声音，变成能直接敲击人心、点燃火种的惊雷！

想想你一路所见，那些在黑暗中渴望光亮的眼睛！

现在有现成的讲台，有愿意倾听的耳朵，你岂能退缩？！”

一旁的苏婉清，自从失去小希望后，人清减了许多，眼中常带一丝挥之不去的哀伤，但此刻也坚定地看向贾玉振：“玉振，去吧。把你的梦，亲口告诉更多的人。我帮你整理讲稿，绘制示意图。”

首场讲座地点定在北碚的兼善中学礼堂。

消息不胫而走，反响之热烈远超预期。

讲座当日，不仅礼堂内座无虚席，挤满了青年学生、教师、文化界同仁，更有大量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工人、小贩，甚至后排还悄然坐着几位衣着朴素、神色专注的政府技术官员。

窗外也扒满了热切的面孔。

站上略显简陋的讲台，望着台下那片黑压压的、眼神中混杂着好奇、渴望、怀疑乃至麻木的人海，贾玉振深吸一口气。

那一瞬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黄河边那令人绝望的泽国，回到了闷罐车厢里那血与歌交织的地狱，回到了无数与他一样在苦难中挣扎、却又拼命仰头寻找星光的同胞中间。

紧张感被一种更为沉重的责任感缓缓压下。

他没有完全照念苏婉清精心准备的讲稿。他选择了从一个故事开始，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礼堂：

“诸位，在来重庆的漫漫路上，我曾遇到一个孩子。他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他仰着脸问我：‘先生，你写的那个将来……是真的吗？将来……娃娃们真能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碗牛奶吗？’”

贾玉振顿了顿，喉结滚动，声音微微发颤，“我看着他那双因为缺乏营养而显得格外大、格外亮的眼睛，心里像被最细的针狠狠扎透。

我告诉他：‘能！一定能！但那个将来，不是等来的，是要靠我们——靠你们每一位，今天多流一滴汗，多出一份力，从血与火里，一寸寸拼杀出来的！’”

他从这个融入了小希望影子的虚幻又真实的孩子出发，谈到《明日食单》，描绘未来农业的机械化与科学化前景；

从一路亲历的交通地狱，引申到《未来之书·交通篇》中蛛网般的铁路、公路与桥梁；

从重庆因防空而时常陷入的黑暗，畅想《未来之书·能源篇》里“线牵小太阳”（电力）普及后的“不夜城”。

他没有堆砌高深术语，只用最朴素的语言，最鲜活的比喻，将那个看似遥远的“未来”，与每个人当下的生计、与抗战建国的宏大目标紧密编织在一起。

“有人说我是在痴人说梦，是画饼充饥。”

贾玉振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没错，我是在说梦！但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梦想，并且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民族！

大禹治水是梦，愚公移山是梦，我们的先辈，不正是凭着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梦想，才开辟出这万里锦绣河山吗？！”

“眼前这场全民族的抗战，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艰巨的造梦工程！

我们要粉碎的，是亡国灭种的噩梦！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之美梦！

这个梦，需要前线将士用热血去扞卫，也需要后方的我们，用头脑、用汗水、用百折不挠的信念去浇灌！”

他演讲了近两个小时，台下时而静寂无声，只有他铿锵的话语在回荡；时而爆发出雷鸣般滚烫的掌声。

许多人一边听，一边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那不是悲伤的泪，而是被希望点燃、被理想灼热的泪水。

演讲结束，人群久久不散，许多激动的青年学生围拢上来，争相与他握手，追问更多关于“未来”的细节。

这场成功的首讲，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

邀请函开始雪片般飞来。贾玉振的身影，相继出现在重庆大学的礼堂、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会议室，乃至一些民间社团的讲台上。

他的“未来学”讲座，成了战时重庆一道独特而明亮的文化风景。

他甚至被聘为“战时教材编撰委员会”的特约顾问，参与编写旨在激发青少年民族自信心与创造力的课外读物。

然而，赞誉与追捧之中，也夹杂着不和谐的音符。

一次在某个官方色彩较浓的座谈会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言辞刻板的官员，用阴柔的语调质疑道：“贾先生勾勒的未来蓝图固然美妙，但未免过于理想化。

当务之急是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军事胜利，此类空中楼阁式的畅想，恐怕会分散民众注意力，不利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这质疑带着官腔的冰冷，试图将“未来”与“现实”割裂、对立。

贾玉振平静地看着对方，声音清晰而沉稳：“这位先生，请问我们抗战，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吗？

不！我们是为了赢得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生活的权利！

如果心中没有那个想要建设的‘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的奋斗，岂不是成了无头苍蝇？

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是暗夜行军的北极星。

看不到星光的队伍，必然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他这番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反驳，赢得了在场多数人默许乃至赞许的目光。

胡风后来听说此事，拍案叫好：“答得妙！就是要戳破那些‘只许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的庸人逻辑！”

表面上看，贾玉振赢得了这场小小的辩论。

但夜深人静时，当他独坐阁楼，抚摸着小希望留下的那叠稚嫩画稿，想起那个在病榻上拒绝“虚假文章”换取生机、最终悄然逝去的孩子，心中便涌起无边无际的悲凉与刺痛。

他笔下描绘的光明未来越美好，与小希望那未能等到的、甚至未曾真正拥有过的温暖童年所形成的对比，就越是惨烈，越是如同无声的控诉，啃噬着他的灵魂。

这份深藏于理想主义之下的、源自具体生命消逝的惨痛伤痕，无人知晓，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何等具体的牺牲铺就。

讲座的影响持续发酵，最终引起了真正“大人物”的注意。

一日，陶行之神色凝重又隐含激动地带来一个消息：“玉振，上面……有人注意到了你的讲座和文章。不是文化官员，是真正管实事、负责后方工业和战略规划的大员。

他们……想听听你关于‘战后重建’和‘国家现代化’更具体、更系统的想法，可能是一次非正式的咨询。”

贾玉振心中一凛。

这意味着，他的“未来”构想，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化启蒙和民众激励的层面，而是有可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决策视野，哪怕只是作为参考。

这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意味着他将被卷入更复杂、更微妙的漩涡。

数日后，在一间不起眼但防卫森严的会议室里，贾玉振面对几位年龄、气质各异，却都目光锐利、气息沉凝的官员。

其中主位者，是一位鬓角已白、不怒自威的老者，正是主管大后方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实权人物。

没有寒暄，老者开门见山：“贾先生，你的《未来之书》老夫断续看了些。有意思。不只学生爱听，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也能从中看到些……不一样的思路。

今日请你来，不是听你演讲，是想听听，若抗战胜利，你认为，国家建设当从何处着手？最急迫者为何？最艰难者又为何？”

问题直接、宏大，且极具分量。

贾玉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没有重复讲座中的诗意描绘，而是结合自己一路见闻、与卢作孚等实业家的交流、以及在资源委员会的见闻，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思考。

他强调了交通与能源的“血脉”地位，谈及基础工业的“骨骼”作用，更着重论述了普及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唤醒民众参与意识的“灵魂”意义。

他将“未来”的宏伟蓝图，拆解成一步步可实施的路径，并坦诚指出了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国际环境的重重困难。

他发言时，那位老者始终微阖双目，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敲，看不出喜怒。其他官员则时而记录，时而皱眉，时而微微颔首。

待贾玉振讲完，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老者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直视贾玉振：“贾先生，你描绘的前景，令人神往。

但你可知，要将这些纸上谈兵变为现实，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需要打破多少陈规陋习、既得利益？

需要多少像你一样，既有热血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

贾玉振坦然迎上目光：“晚辈深知其难。但正因其难，才需早做谋划，汇聚共识。

代价必然巨大，但若因惧怕代价而不敢梦想、不敢前行，则民族永无复兴之日。

至于人才……我相信，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渴望建设新国家的英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他们需要的，或许正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和一次真正的召唤。”

老者久久凝视着他，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慨。

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对身旁的官员道：“记录下来。贾先生所言，虽有些书生之气，但这份心气、这份眼光，尤其将‘人’置于建设核心的见解……难得。”

他又看向贾玉振，语气缓和了些：“贾先生，你的‘未来学’，不妨多做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多与各方面专家交流。

国家……需要各种声音，也需要能够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思考者。”

这次会面，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却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认可。

消息虽未公开，但圈内已有风闻。

贾玉振的声望，从文化界、青年群体，悄然渗透到了更具实权的技术官僚和部分开明官员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然而，就在贾玉振为此感到鼓舞，准备进一步深化研究时，一次看似平常的“私人邀约”，却让他窥见了荣耀背后的冰冷暗流。

邀请来自那位曾在“潇湘馆”前邀约他品茗未果的张伯钧，张委员。

这次是以“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主题是“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建国伟业”。

沙龙地点在一处幽静雅致、警卫森严的公馆。

与会者除了张伯钧等几位官员，还有几位在官方媒体上颇为活跃的“权威”文人。

气氛看似轻松，话题也围绕着文艺的社会功能展开。

起初，张伯钧等人对贾玉振的讲座影响力赞不绝口，称其“有效提振了民心士气”、“契合了领袖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宏伟构想”。

但渐渐，话题开始转向“引导”和“规范”。

一位头发梳得油亮、言辞华丽的“权威”文人笑道：“贾先生讲座受欢迎，足见民众渴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在描绘未来时，是否应当更突出……现有的成就和正确的领导？

比如，将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当前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西南交通线的努力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将未来的工业蓝图，更多地归功于战时工业内迁和当前的建设方针？

这样，理想才不至于虚浮，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引导民意。”

张伯钧接着话头，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贾先生是聪明人。你的‘未来’构想很有价值，但若能与当下的国策、与领袖的训示结合得更紧密些，其影响力、所能获得的资源支持，必将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你正在参与的教材编写，若能更多地体现……当前体制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对于塑造下一代的国家认同，岂非功德无量？”

他们的话语，如同温水，慢慢煮着贾玉振的理想。

他们不是在否定“未来”，而是试图将“未来”的阐释权、定义权收归己用，将贾玉振充满个人思考与血泪体验的“未来学”，改造成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涂抹着既定意识形态油彩的宣传工具。

贾玉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想起了小希望宁死也不愿他写下的“颂歌”，想起了胡风关于“画皮”与“软刀子”的警告。

原来，高层的“注意”和“认可”，未必是对思想的尊重，也可能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招安”或“利用”。

他们看中的，或许不是他思想的内核，而是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可能被“引导”和“规范”后，所能产生的巨大宣传效应。

他沉默了片刻，在张伯钧等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诸位先生的意思，玉振明白了。

描绘未来，确实不能脱离现实基础。玉振才疏学浅，所思所写，不过是一路流亡所见所感，以及一点书生妄念。

至于如何与国策结合……容玉振再细细思量。

教材编写之事，事关重大，玉振定当秉持学术良心，对子孙后代负责。”

他的话，看似谦逊，实则绵里藏针，既未明确答应“改造”自己的思想，也守住了“学术良心”的底线。

张伯钧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但面上笑容依旧：“当然，当然。贾先生谨慎是应该的。我们相信，以贾先生的智慧，必能找到文艺报国与个人理念的最佳结合点。”

沙龙不欢而散。

贾玉振走出那栋华丽的公馆，望着重庆依旧浓重的夜雾，只觉得那雾气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比任何有形的追捕和轰炸都更让人窒息。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正站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丧失独立思想、沦为传声筒的“坦途”；一边是坚守本心、却可能面临更隐蔽打压乃至彻底封杀的险径。

带着这份沉重与警觉，贾玉振继续着他的讲座与写作，但言辞间，愈发注重基于事实的论述与逻辑推演，减少可能被曲解或利用的煽情与直接的政治关联。

他更多地走访工厂、学校、难童保育院，搜集第一手资料。

贾玉振开始了新的行动。他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方向截然不同。

他发起了一个小范围的“未来之友”读书会，汇聚那些真正对建设新国家有热情、有思考的青年技术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共同研读科学着作、讨论社会问题、分享像司机那样的民间智慧。

他将讲座的一部分收益，悄悄用于资助那些有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工科学生。

他在文章中，更多地引入像司机这样的普通奋斗者的故事，将宏大的“未来”叙事，与无数具体的、鲜活的、充满尊严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连。

他仍然接受官方邀请去演讲，但内容更加侧重于激发科学精神、倡导实干风尚、强调民众参与。

当张伯钧等人再次隐晦地提出“合作”意向时，贾玉振礼貌而坚定地表示：“玉振所长，不过是以笔记录时代，以言启发思考。若所言能于国于民有涓滴之益，于心足矣。至于其他，非我所长，亦非所愿。”

他的态度，让张伯钧等人意识到，这个书生并非可以轻易驯服、利用的棋子。软的不行，硬的威胁也随之暗涌。

贾玉振能感觉到周围的监视并未放松，某些场合对他“不合时宜”言论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甚至有关方面对他“背景复杂”、“言论可疑”的流言也在小范围散布。

压力巨大，前路看似又被浓雾封锁。

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理念，更是无数逝去和活着的人们心中那点不灭的星火。

这星火，或许微弱，却因承载了太多的鲜血、泪水、渴望与生命，而变得重于泰山，亮于北辰。

一个冬日的傍晚，贾玉振在“临江阁”他那间小阁楼里，主持了一次“未来之友”的聚会。

与会者只有七八人，有年轻的工程师，有中学教员，有印刷工人，还有两个眼神清亮的大学生。

没有宏大的议题，大家只是分享最近读的书、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思考。烛光摇曳，讨论热烈而坦诚。

聚会结束时，那位印刷工人，一个平时话不多的憨厚汉子，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本粗糙手工装订的小册子，递给贾玉振，黝黑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贾先生，我……我们几个工友，听了您的讲，又自己琢磨，把您《未来之书》里关于工人福利、工厂民主管理那些话，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凑了这么个小东西……印得丑，话也糙，您……您别笑话。

我们就觉得，您说的那个‘将来’，也该有我们工人自己说话、出主意的地方……”

贾玉振郑重地接过那小册子，纸张粗劣，油墨不均，字迹也有些歪斜，但内容却实实在在，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朴素的智慧。

他翻看着，心中翻江倒海。

这不是官方授意的宣传品，也不是文人雅士的雕琢之作，这是来自最底层的、自主的思考与发声！

是“未来”理念在真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后，结出的第一颗也许青涩却无比珍贵的果实！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几张在烛光下显得格外真诚、甚至有些神圣的脸庞，视线模糊了。

他想起了司机的托付，想起了小希望的画，想起了无数未曾谋面却心意相通的人们。

这一刻，他所有的付出、挣扎、痛苦与坚守，都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

他或许无法改变庙堂之上的算计，无法驱散笼罩山城的浓雾，但他真切地看到，自己点燃的星火，已经开始在那些最需要光明的地方，自主地、顽强地燃烧起来，并且试图照亮更远的地方。

这无声处的惊雷，这平凡中的伟大，才是真正的“震惊”，直抵灵魂深处。

他将那小册子紧紧贴在胸前，仿佛能感受到其中奔涌的温度与力量。

他知道，无论前路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个人命运将走向何方，他所相信并为之奋斗的那个“未来”，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书生的梦想。

它正在成为无数普通人共同的信念与实践。

而这，便是穿越所有黑暗与迷雾，最不可摧毁的希望之光。

窗外的重庆，夜色浓重，雾气深锁。

但阁楼内的这一点烛光，以及烛光映照下那些坚定的面孔，却仿佛预示着，终有一日，万千星火汇聚，必将——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