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156章 同步引爆

四月二十六日，沙坪坝，重庆大学操场

这里聚集了超过三千人。

不仅有重庆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央大学、南开中学、国立女子师范的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市民、工人、小贩。

操场站不下了，人就挤在周围的坡地、屋顶、树杈上。

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箱。

赵文君站在木箱上，手里没有扩音器，全靠嗓子喊：

“同学们！同胞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唱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我们要什么样的祖国！”

她展开一面白布横幅，上面用浓墨写着十个大字：

“歌唱祖国，也要改变祖国！”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妇女解放亦是救国！”

掌声雷动。

赵文君继续喊，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歌唱祖国》里唱‘从今走向独立富强’——独立，从谁的铁蹄下独立？

富强，在怎样的基础上富强？

如果这个国里，还有女人被买卖，还有姐妹被逼死，还有母亲吞金自杀——这样的国，富了强了，又与我们何干？！”

“所以我们要唱！大声唱！

唱给前线将士听，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战！

唱给后方百姓听，让他们知道为何要变！

唱给那些装聋作哑的人听，让他们知道——沉默，就是帮凶！”

她转身，面向黑压压的人群，举起手臂：

“现在，让我们一起唱！唱出我们的血性！唱出我们的决心！”

她起了个头。

三千人齐声跟上。

“百战军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独立富强！！！”

声音如山呼海啸，直冲云霄。

那不是歌唱，是宣誓。

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膛里炸出来的，带着年轻的热血和不容置疑的信念。

唱到“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时，许多男生挺直了腰杆，仿佛自己就是那站起来的英雄。

唱到“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时，男生女生手拉起了手，不同学校、不同出身的人，在这一刻紧紧相连。

当最后那句“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炸响时，整个沙坪坝都在震颤。

树上的鸟惊飞了，附近住户的窗玻璃嗡嗡作响，连长江上的船工都停下手中的活，望向这边，喃喃道：“这是……要翻天啊。”

歌唱完了。

操场上一片寂静，只有粗重的喘息声。

三千双年轻的眼睛里，燃烧着同一种火焰。

赵文君站在木箱上，泪流满面，却笑得灿烂。

她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四月二十八日，昆明，文林街茶馆

二楼雅座，一壶普洱已经续了三道水。

围桌而坐的五六个人，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桌上的留声机正放着《歌唱祖国》的唱片——是胡风辗转托人从重庆捎来的，音质不算好，有杂音，但足够听清每一个字。

一曲放完。

留声机的唱针空转，发出沙沙的噪音。

没人说话。

良久，坐在上首的一位清瘦长者——闻一多先生，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

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悠远。

“此歌，”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抬起头，“气魄雄浑，立意深远。非一般抗战歌曲可比。”

他对面一位戴眼镜的年轻教授试探道：“闻先生的意思是……？”

闻一多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苍翠的西山，缓缓道：

“寻常抗战歌曲，多喊‘杀敌’‘报国’，固然激昂，却少了一层东西——

为何而杀？为谁而报？

此歌不同。

它从‘歌唱祖国’起笔，却落脚于‘独立富强’‘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更妙的是那句‘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站起来的不仅是英雄，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诸人：

“你们听那歌词：‘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解放’二字，用得极重。不仅是民族解放，恐怕还有……人的解放。”

雅座里一片沉寂。

另一位老教授沉吟道：“一多兄所言极是。此歌作者‘醒狮’，前有《黄粱梦》撕开女性苦难，后有《歌唱祖国》高擎民族精神。

这一撕一擎之间，可见其志不在小——他是要重塑国魂，且这国魂里，必须有女人的位置。”

闻一多点点头，走回桌边，手指轻抚留声机的喇叭，像在抚摸某种有生命的东西：

“此歌，足可作新国精神之先声。只是……”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歌声越响，持歌者越危。

但愿这头醒狮，莫要成了某些人眼中，必须拔掉的獠牙。”

四月三十日，重庆，曾家岩官邸

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

长桌两侧，坐着军统、中统、市党部、宣传部的大小官员。

桌上摊着这几天的报纸——全是关于《歌唱祖国》的报道：《中央日报》的标题是“雄歌振士气，军民同仇忾”，《新民报》则写了长篇特稿“从《黄粱梦》到《歌唱祖国》：醒狮的国魂重塑之路”，《扫荡报》阴阳怪气地评论“某些文人借歌曲沽名钓誉，恐有煽动之嫌”。

戴笠坐在主位，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脸上没什么表情。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平淡，“这歌，是禁，还是放？”

宣传部的人率先发言：“戴局长，此歌内容并无明显违规，通篇爱国，士气可嘉。

若强行禁止，恐伤民心，亦授日寇以口实。

不如……顺势而为，将其纳入官方宣传体系，为我所用。”

市党部的人冷笑：“为其所用？你知道这歌现在被什么人唱吗？

沙坪坝那些学生，打着‘妇女解放救国’的旗号集会！

南岸纱厂女工，一边唱一边喊‘不做楚云’！

这哪里是爱国歌曲，分明是煽动风潮的引信！”

中统的人补充：“还有延安那边。我们截获的电报显示，八路军各部队均在推广此歌，将其与‘妇女解放’‘民族觉醒’绑定宣传。

若我们官方认可，岂非替**做了嫁衣？”

争论持续了半小时。

戴笠始终没说话，只是听着，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

终于，他抬手，示意安静。

“歌，不能禁。”他缓缓道，第一句话就让市党部的人脸色一变，“理由有三：其一，前线将士反响热烈，士气确受提振。此时禁歌，等于寒了将士的心。

其二，民间传唱已广，强行禁止只会适得其反，让政府背上‘压制爱国’的骂名。

其三——”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

“其三，日本人也盯着。影佐祯昭不是傻子，他巴不得我们内部分裂。

我们禁了这歌，正好给他递刀子：看，中国政府连百姓唱爱国歌都怕。”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那……难道就任由其发展？”市党部的人不甘心。

“当然不是。”戴笠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歌可以唱，但唱歌的人，必须在我们掌控之中。”

他拿起钢笔，在面前的记事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撕下，递给身旁的秘书：

“通知中央社：发通稿，正面评价《歌唱祖国》，强调其鼓舞抗战之积极作用。

但通稿中，不必提及作者‘醒狮’，更不要提《黄粱梦》。

就歌论歌，淡化个人。”

又转向宣传部的人：

“你们组织几位‘爱国音乐家’，对此歌进行‘专业点评’，重点赞扬其旋律雄壮、歌词激昂。同时，悄悄放出风声——说此歌的创作，是在党国文艺政策指导下完成的。”

最后，他看向军统的负责人，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

“加强对贾玉振的监控。

他的住所、交际、信件、电话，全部纳入视线。

但记住——不要惊动他，更不要让他察觉。

他现在是‘爱国文人’，动不得。

但要让他明白：歌可以唱，但线，不能越过。”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向外面雾蒙蒙的山城：

“这歌，现在是一把火。

我们要做的，不是扑灭它，是控制火势——让它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我们自己。”

当天傍晚，中央社通稿见报

标题很大：“《歌唱祖国》响彻华夏，我军民抗战意志如钢”。

正文避重就轻，大谈歌曲如何“展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前线士气”，对作者“醒狮”只字不提，更将沙坪坝集会、女工传唱等社会反响，轻描淡写为“民众爱国热情的自然流露”。

有心人读了，都明白其中的微妙：歌被征用了，但唱歌的人，被有意忽略了。

深夜，戴笠办公室

秘书送来了最新的监听摘要。

戴笠翻开，一页页看下去。有贾玉振与胡风的通话记录（讨论歌曲发行），有林曼记者拜访小楼的时间记录，有沙坪坝学生代表的背景调查，甚至有一份“听风者”少年近期的活动轨迹汇总。

他看得很仔细。

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摘要末尾的一行字上：

“据武汉内线情报，影佐祯昭已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歌唱祖国》完整传播效果评估报告。

另，代号‘夜枭’之高级潜伏人员，已于三日前激活。”

戴笠合上摘要，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良久，他轻声自语，像在说给自己听：

“贾玉振啊贾玉振，你这把火，烧得倒是旺。”

“可火太旺了，会引来飞蛾，也会引来……灭火的人。”

窗外，重庆的夜浓得化不开。

远处隐约有歌声传来，断断续续，是哪个晚归的工人，在哼着《歌唱祖国》的调子。

歌声嘶哑，却固执地穿透夜色，像一根针，试图刺破这沉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