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112章 余波燎原

雨后的重庆，雾气从嘉陵江面升腾而起，将山城裹进一片湿漉漉的灰白里。

但这雾气遮不住一些东西——比如朝天门码头仓库砖墙上，那行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却依旧刺眼的粉笔字：“宁做战死鬼，不当帕万人”。

字是码头工人老刘三天前写的。

三天来，不断有人在这行字下面添东西：有人用炭笔画了把大刀，有人用小刀刻了颗五角星，昨天甚至有人贴了张从《希望周刊》上剪下来的《恒河梦魇》片段，用米汤黏得结结实实。

雾气也遮不住声音。

“聚贤居”茶馆里，刘铁嘴今天说的不是书，是“新闻”。

他拿着份皱巴巴的报纸——不是《希望周刊》，是国民政府官方办的《中央日报》——清清嗓子，对满堂茶客念道：

“本报转载《希望周刊》文章《黄粱梦之〈恒河梦魇〉》部分段落，并加编者按：此文虽写异国之事，然其中所陈民众疾苦、民族尊严之要义，足为我抗战军民所深思惕厉。

当此国难之际，我辈更当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绝不可使子孙后代沦于他人之奴……”

念到“他人之奴”四个字时，刘铁嘴的声音陡然拔高，醒木“啪”地拍在桌上。

满堂茶客鸦雀无声，只有茶碗盖轻轻碰撞的脆响。

角落里，两个原本常在这里嘀咕“和谈”“出路”的绸缎庄老板，今天格外安静。

一个低头专心嗑瓜子，另一个则侧着身子，假装看窗外的江景。

三天前他们还敢小声说“汪先生那边或许有条活路”，今天这话是半个字也不敢提了——昨天下午，他们铺子门口被人用石灰水刷了八个大字：“想做帕万？请去印度！”

字歪歪扭扭，但意思毒得很。

两人吓得连夜擦掉，今天连茶馆都只敢坐角落。

这就是《恒河梦魇》发表三天后的重庆：投降论调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叫声戛然而止；

而一种更加沉默、更加坚硬的东西，在街头巷尾、茶馆码头、家家户户的油灯下，悄无声息地生长。

远在千里之外的沦陷区北平，变化更加隐秘，也更加危险。

深夜，西四牌楼附近一条窄巷深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被轻轻推开。

里面是间堆满旧书、散发着霉味和油墨味的小屋。

七八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有穿长衫的学生，有手上还沾着机油痕的工人，有个戴眼镜的私塾先生，还有个用头巾包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年轻女子。

他们手里传阅着几张用最劣质的草纸油印的纸页，字迹模糊，有些地方已经洇开了，但标题还能看清：《恒河梦魇（节选）》。

“这是王先生昨晚送来的，”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低声说，“他说，重庆那边，这篇文章让整个山城都变了天。贾玉振先生让转告大家：我们在这里坚持一天，我们的子孙就少当一天帕万。”

私塾先生戴上老花镜，凑到灯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读到帕万在垃圾山与野狗争食那段，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也擦了擦眼角。再读到帕万幻想来世做一天“龙国人”时，屋里响起压抑的啜泣声。

那个包着头巾的女子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家在冀中。上个月鬼子扫荡，我爹、我哥、我男人……都没了。我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井里填满了人，水都是红的。”

她顿了顿，煤油灯的火苗在她眼里跳跃：“刚才读到帕万想‘也许当初祖先能打赢就好了’，我心里就像被刀扎了一样。一百年后，我的孙子孙女，会不会也在哪个井边，想‘也许当初奶奶那辈人没投降就好了’？”

没人回答。但所有人的手都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

“抄吧，”私塾先生重新戴上眼镜，铺开纸笔，“一人抄一份，藏在最保险的地方。鬼子可以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人，但烧不掉这些字，杀不掉这些念头。

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记得‘中国’两个字怎么写，鬼子就赢不了。”

煤油灯的火苗在夜风里摇晃，映着七八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

笔尖划过粗糙纸面的沙沙声，和远处日伪巡逻队的皮靴声混在一起，成了这个沦陷区深夜最悲壮的二重奏。

重庆，美国驻华使馆。

拉奥·夏尔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已经一整天了。窗帘紧闭，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桌上摊着十几份报纸，中文的、英文的，无一例外都转载或报道了《恒河梦魇》。每看一行，他的脸色就阴沉一分。

终于，他抓起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对接线员说：“给我接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紧急密电。”

两小时后，一份长达三页的电报发往大洋彼岸。

拉奥在电报里极尽渲染之能事：称贾玉振“蓄意歪曲印度社会现实，煽动中国民众对盟国印度的仇视情绪”；

指责其文章“严重破坏抗战团结，为日寇分化盟国关系提供口实”；

建议美国政府“立即向中国政府施压，查封《希望周刊》，严惩作者贾玉振，以维护盟国尊严与团结大局”。

写完最后一个字，拉奥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烟。

窗外的重庆夜色正浓，远处点点灯火像是嘲弄的眼睛。

他想起三天前在“陶然居”的耻辱，想起托马斯冰冷的眼神，想起贾玉振那句“您在为什么争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等着吧，”他对着窗外喃喃自语，“等华盛顿的命令下来，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份报告也在跨越大洋。

托马斯·哈德逊坐在驶往机场的轿车里，借着车灯的光，在颠簸中写完了他的观察报告最后一段：

“……综上所述，贾玉振及其‘希望’理念，已成为中国民间抗战意志的重要凝聚点。

《恒河梦魇》一文，从传播效果看，并非针对印度或英国，而是巧妙利用外部参照，激发中国民众‘绝不沦落至此’的生存本能。

其影响力已深入社会各阶层，甚至开始向沦陷区渗透。”

“此人思维敏锐，深谙民心，且具有务实的战略视野（参见之前关于中美产业互补的谈话）。

建议：不应将其简单视为‘反西方煽动家’，而应作为理解中国民间情绪与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保持适当接触与观察。

过度打压可能适得其反，将其进一步推向其他方向。”

他签上名字，合上文件夹。车窗外，重庆的灯火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这个城市，这个人，这场战争，比他来时想象的复杂得多。

两份报告，一前一后，抵达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

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看着内容截然相反的两份文件，皱起了眉头。

希望基金的院子里，又是忙碌的一天。

张万财正带着两个工人在仓库里清点宋怀远送来的那批旧机床配件。

东西很杂，有齿轮、轴承、丝杆，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铸铁件，都锈迹斑斑，但宋怀远说“都是好东西，擦擦油还能用”。

“张先生，”一个工人小声说，“这些玩意儿，真能教会咱们造机器？”

“从认零件开始学。”张万财拿起一个满是油污的齿轮，用棉纱细细擦拭，“宋工说了，工业不是变戏法，是一颗螺丝一颗螺丝拧出来的。咱们现在拧螺丝，将来就能造机器。”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汽车声。宋怀远自己来了，还带来一个令人振奋也令人头疼的消息。